画上各次战役的详细作战图，滔滔不绝地加以分析，同事们纷纷跟他开玩笑：“您想成为将军吗？”他从14岁起就开始了革命生涯，18岁时，被投进了监狱。20岁时，他站到了胡志明一边。因为他性情暴躁和沉默寡言，胡志明称他为“白雪覆盖的火山”，又因为他勇敢大胆而称他为“魔鬼”……1935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同年，与他的战友明泰结婚。在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那一年，即1939年，他逃亡中国。明泰在掩护他逃跑时当场被捕，并于1941年死于老鼠猖獗的牢房中……许多人认为武元甲由此学会了仇恨：拒绝任何怜悯，实施种种暴行。法国人在1945年到1954年期间，掉进毒蜂麇集的陷阱、毒蛇盘踞的土坑或者被埋在遗尸下面的地雷炸死的历史难道能被忘却吗？这位擅长破坏的专家常说，游击战永远能制服现代武器。结果，他在奠边府用大炮取得了胜利。100门大炮由越南爱国战线的人靠肩扛和自行车驮，在强行军和断炊的情况下，一门一门地运到阵地。如果说，奠边府战役使法国付出了1.2万人死亡的代价，那么武元甲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大，竟高达4.5万人。后来，他曾不动声色、毫不在乎地提起那些死亡者：“在这个星球上，每两分钟就要死去30万人。在一次战役中死去4.5万人又算得了什么？在战争中死亡无足轻重。”他的玩世不恭同他的强硬并不相斥。实际上，他与河内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鲜有共同之处。他总是穿着熨得笔挺的新军装，居住在河内的一所洋房中，那是法国人建造的，内部陈设着法国家具。他拥有一辆挂有窗帘的小轿车，同一位年纪比他小得多的漂亮姑娘又结了婚。总之，他并没有过修士般的生活，或者说胡志明式的生活。

北越人对我采访武元甲的请求持极大的保留态度。“为何偏要采访武元甲？仗又不是武元甲一人打的。何况，武元甲也不予接见。”但是，在我离开越南的前三天，陪同人员安世给我送来了我将能见到武元甲的消息：“明天下午3点半。我们说定，这不是一次正式的采访，而是一次座谈。不是单独的座谈，而是同代表团其他妇女一起座谈。”代表团的其他妇女是两名共产党人和一名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党员。我是和她们一起应邀到北越的。她们三人是卡门、朱莉娅和马丽莎。她们既聪明又友好，理解这次集体约见给我带来的困窘，便答应在同武元甲见面时，她们将不开口，以便我能更加从容不迫地向武元甲提问。如果他让她们之中的任何人在他旁边入座时，她们答应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如果他不同意使用录音机，她们答应帮助我做笔录。第二天，我们穿戴整齐。中午，一切都准备就绪。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又紧张又烦躁。现在我已回忆不起来那天中午之后发生的事。我仅仅记得我们在安世、黄副官和胡翻译的陪同下出发，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国防部门口迎候：人人神态严肃，衣着整齐，身穿橄榄绿的军装。我们走近时，他们个个面露笑容，向我们鞠躬。他们沿着走廊，一直把我们领到一间大厅里。大厅里面沿墙摆着一张长沙发和许多单人沙发。武元甲，神话般的武元甲像一尊铅铸的士兵似的端立在大厅之中。

首先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矮小。我原先知道他身高不及1米54，但现在当面一看，他似乎比我想象的更矮小：短腿，短胳膊，紧缩在外衣中的超短脖子，粗且胖的躯体。他的脸颊臃肿，布满青筋，从而使面容成绛紫色。这不是一张惹人喜爱的脸，绝不是。也许是因为绛紫色的缘故，也许是因为轮廓变幻不定的缘故，你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细加观察，才能看清他那令人兴味索然的面目：大嘴巴，小牙齿，扁鼻子，大鼻孔，一头黑发几乎罩住了半个脑袋，前额消失在黑发中……但是那双眼睛显露出他的过人的聪明，是我从未见过的，它显得敏锐、狡黠、笑容可掬、冷酷，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它犹如两个不断闪烁着的光球，又犹如两把向你步步进逼的利剑；它显露出镇定自若，也显露出一种权威。的确，我当时曾疑惑不解地自问道：“那天夜里，在蓝山上流下泪水的会是这双眼睛吗？”在蓝山，也就是曾在他的主持下开展反法游击战的那个地方，一天夜里，传来了胡志明去世的消息。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我觉得天旋地转。我将他的物品收拾好，放在他的随身行李草篮中，请宋致悼词。天气异常寒冷，无数星星在寥廓的夜空中闪耀。但是我感到无限悲伤，心如刀绞。我泪水盈眶，仰望天空，突然放声痛哭。”也许，那双眼睛在遥远的过去哭得太多了，以致现在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落泪。

他以上流社会人物的从容举止伸出手向我走来，他的微笑也有几分上流社会人物的色彩。他问我能否讲法文，声音是洪亮的，口气是盘问式的，使我感到胆怯，以至于仓皇地回答道：“能，先生。”而我本来应该说：“能，将军阁下。”他并不因此而恼火，相反，我觉得他更乐意听到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同志”，即朱莉娅、卡门和马丽莎使用的称呼。他陪我们来到大厅的尽头，安排我们就座。他请朱莉娅和马丽莎坐在单人沙发上，请卡门到长沙发前，坐在他的旁边。卡门不失前约，把这个座位让给了我。但是这花了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