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承认他十分聪明，但这是一种狡猾的、狐狸般的、为了迷惑和欺骗人而产生的聪明，同时，这种聪明又来源于文化修养、记忆力、嗅觉和贵族风度。两位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等候我的官员激动地向我宣布，总统将在一小时内接见我。那时是上午10点，我大约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对他们的安排提出异议，我说一小时内不行，我需要洗个舒服的澡，睡个好觉。我这种态度对别人可能是一种侮辱，但对他却不是。他把会见的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半，并补充说，他将等我共进晚餐。聪明加好客往往是引诱别人的最好方法。那样的会见自然会是亲切的。布托满面笑容，伸手向我致意。他身材高大、魁梧，与他那纤细的腿和小巧的脚相比，显得有点肥胖。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希望你在他的银行里开个账户的银行家。从外表看来，他比44岁的年龄要大些。开始秃顶使他感到苦恼，剩下的头发已经灰白。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张宽阔的脸庞：双颊丰润，嘴唇厚厚的，眼睑也是厚厚的。他的眼神里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忧伤，微笑中流露出胆怯。跟许多强有力的人物一样，他也因胆怯而变得迟疑和局促不安。

像英迪拉·甘地一样，在他身上也集中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你越研究他，对他就越捉摸不透、迷惑不解。就像一个在枢轴上转动着的棱镜，它的表面始终在变化，在你看到它的一刹那，它就在你的眼前消失了。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他说成是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由主义者或独裁者，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人，真诚的人或谎话连篇的人，而每一种人物又都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复杂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他的国家产生的唯一能使人感兴趣的领导人。此外，他也是唯一能在拯救国家方面做一些工作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使人想起侯赛因国王而不是英迪拉·甘地。像侯赛因一样，他因领导一个人为制造的民族而受到指责；像侯赛因一样，他站在一只被苏联、印度、中国、美国这些铁盆紧紧夹挤在中间，而且已经支离破碎的陶瓷盆中；像侯赛因一样，他拒绝投降，决心以一个没有安全网保护的高空杂技演员的勇敢进行抵抗。从另一个含义来说，他使人想起肯尼迪。像约翰·肯尼迪一样，他在金钱万能的环境中长大，他认为只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像肯尼迪一样，他有一个舒适、幸福、享有特权的童年；像肯尼迪一样，当他很年轻时，就开始向领导阶层攀登。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和地主的家庭中。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读书，后来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国际法学位。他刚刚30岁，就在阿尤布·汗[3]政府中任部长职务，尽管他憎恨阿尤布。不到40岁，他又在叶海亚·汗[4]政府中当部长，尽管他鄙视叶海亚。他并没有因某些伙伴声名狼藉而心神不安，相反，他以极大的、毫不动摇的耐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向往权力是比向往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欲望。嗜权的人总是欲壑难填、利欲熏心，哪怕导致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布托对声名狼藉就毫不在乎。他追求权力，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权力，那就难以猜测了。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还提醒人们警惕那些讲真话或表现出天真的童子军式的道德观念的政治家。他的讲话会使你相信，他的野心是崇高的，是为了真正建设一个无私的、真诚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你参观他在卡拉奇的出色的图书馆时，你会发现有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烫银精装书籍，被放在重要的、显著的位置上。于是你产生了怀疑和怒气。在向他提问的过程中，你还了解到他真正的朋友是苏加诺和纳赛尔。也许他们是两个抱有良好志向的人，但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对此，你又感到困惑。难道他内心深处的梦想是成为独裁者和等待有一天那些烫银的精装书籍对他进行歌颂吗？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那些不了解有关国家的悲剧的西方人提出的。在那里，自由、民主、反抗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取代它们的却是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可是，这是一个有效的、带有威胁性的问题。他听了后，就像遇到不愉快的事，骤然间，目光流露出激愤。他上台时，那里已实行军事管制法，至今还没有废除。

我作为他的客人与他相处了六天，随同他周游了好几个省。下面的采访记录就是在这六天里分五次进行的谈话记录。尽管我严格地按照录音磁带所记录的他的原话进行整理，但这个采访记录显然还是由五次谈话拼凑而成的。第一次谈话在我到达拉瓦尔品第的那天晚上进行，第二次是在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进行的，第三次在信德省的哈拉城，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卡拉奇。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旅途中，我始终在他的身边。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用那几天的日记给他画肖像。这是身着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的布托：他穿着绿灰色的宽松裤，脚上踏着凉鞋。在桑加尔，他向群众夸夸其谈地发表演说，那正是他两年前遇刺但幸免于难的地方。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站在麦克风前，先用乌尔都语后又用信德语喊着，嗓子都喊哑了。他卷起袖子，鲁莽地、目空一切地把自己放在可能再次遭受射击的地位。这是蛊惑人心的布托，是一个贪婪地想得到喝彩和权势的马萨涅洛[5]式的民众领袖。他让哈拉城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