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车厢出行。亲历头等车厢是在战争时期，因为作为军事法庭的中校，我非得乘坐头等车厢不可，它能减免70%的费用。当我37岁时，也就是当我结婚后去度蜜月时，才第一次见识到卧铺车厢。至于汽车……只是在1947年才开始使用，那是为了竞选的需要，汽车也不是我本人的，是我的岳父借给我的。那时，我们乘坐有轨电车去立宪会议。完全属于我的汽车只是在1948年才购买的。孩子们，我找出了14岁时拥有的一本邮政储蓄存折，当我发现里面有七个里拉和母亲为我的命名日存上的十个里拉时，我的心都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但是我的子女们不理解我。哦，您以为我一切都称心如意：我有三个令人称慕的儿子，与他们有着不同凡响的关系。尽管如此，但是他们不理解我，我感到他们几乎是不相信我。我讲述的那些东西离现实太远，离他们的现实太远。最多是直觉到这是诗意化了我的人生经历——循序渐进，生活才得以天天向上，而不相信事实确实如此。因此，这就是我想回到的本题：我为了能循序渐进，生活天天向上而花费的精力，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却把它用在殴打教师或者投掷莫洛托夫燃烧瓶[10]上。这就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目标和自我生存的方式。

法：总统先生，我们在什么事情上犯有错误？

利：在很多事情上都犯有错误。如，我们不明白所有这一切将引向何方，并对他们表示同情。我记得有一个同事，他是罗马大学的一位教授，一个心地非常高尚的人，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游击队员。在否定一切运动开展之初，他是同学生并肩站在一起的。一天，他同学生们一起宿营，但是24小时之后，他痛苦地离开了他们：“我不知道你们居然是被人利用的，原以为这是你们血性青年的一股冲劲。”看来，这不仅仅是个过错的问题，而且还有各种客观的原因。学生人数的猛增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没有教学方法和教学设施的相应增加。事实本身说明，人们为进入大学提供了方便，却没有考虑更为严格的选择标准，也没有准备好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只是为那些优秀人才的入学扫清了障碍，却没有给那些学生提供学习必不可少的教室。总而言之，人们从一个怪圈走向另一个怪圈，也就是从一所只提供给富裕者的学校成为一所还要接受不合格人才的学校。从太多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所不相称的学校。本来我们想通过义务教育来扫除文盲，然而效果适得其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助长了文盲的产生。

法：您指的是那些靠背诵毛泽东思想而取得建筑系毕业文凭的学生吗？

利：但愿他们至少能懂得毛泽东思想！这将是一种文化行为。事实是他们连毛泽东思想也一窍不通。请听我说，几天前，我读到了马里奥·卡潘纳[11]的访谈录。他在其中写道：“他们要起诉我，因为我说了共和国总统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唉！确实，他没有说过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而是说了一个卑鄙龌龊的反动分子。但是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确实不是那样的人。您知道他为什么认为我是一个反动分子吗？因为在我第二次出任政府首脑期间，我让公务员用铁栅栏筑起了一道大门。后来，我让人取消了考试，解除了校长的职务。他们当时进行的是集体考试。限于一定范围之内的集体考试，我还是能理解的。譬如拿建筑系来说吧，我、您和另外一个人，我们三个人结合在一起，做一个设计方案。我们把这个设计方案递交到教授那里，教授评判道：“法拉奇，请听我说一下，利昂纳，请听我说一下。”但是我哪里知道……他们那种集体考试的参加者一次就有一两千人之众。过后，教授打着官腔给人打分：“奥里亚娜·法拉奇得24分，乔瓦尼·利昂纳得23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货色？

法：总统先生，暴力是一回事，学校是另一回事。请允许我说，意大利的学校是丑陋不堪的，令人感到恶心。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不学习，还因为教师不教书，还因为……

利：唉……典型的高中毕业考试不一定就是我在学生时代的那种考试。确实，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但是我现在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得归功于那样的文化。我常常对我的子女们说：“你们抱怨肤浅的知识，它们遭到你们的冷遇。我们那时也不欢迎它们，但是日后，它们表明还是有用的。尽管有的知识曾经成就过我们，表明对我们有用，可是，你们不再去牢记那些知识。现在，你们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更美好的世界中，那么以后你们将怎么办？”快快鼓起勇气，我们要认真对待。那种文化是由我们过滤出来和丰富起来的，虽然曾经一度也遭到我们的憎恶，但是它依然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方面的教学对我们大有裨益。至于说到教师，应该是这样的：我是意大利最宽容的教授之一，在对待考试方面也是如此。我从不允许自己采取吓唬的方法，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要求学生做很多的功课。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一直都喜欢我，就是在青年学生掀起的否定一切的运动中，他们仍然尊重我。只有一次，有三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来到我这里——我相信他们是属于右派的人——他们要检查考试委员会是否符合规则，我赶走了他们，继续平静地进行提问。

法：总统先生，在对待我们谈到的那些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