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大影响的人。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先进到了足以能加入社会党。我知道他为什么最终没有加入社会党。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而在那个时代，成为社会党人意味着自动宣称是反教权的。实际上，他后来加入了人民党，是在1919年加入的。这说明了不少东西。难道不是吗？如，说明了我受到的是天主教的教育，而不是教权主义的教育，更不是反动的教育，说明了我信仰的是启蒙主义精神，接受的是马志尼和民族复兴的课本……

法：请允许我提出另一个问题，听起来这是一个严厉的问题，但绝不是我的本意要这样做。总统先生，您从来没有因没有早日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没有直接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去而感到惋惜吗？

利：您瞧……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唯一的反对派组织是共产党。后来，出现了正义和自由运动，再由它衍生出行动党。尽管像我这样的天主教徒非常同情行动党，但是加入进去已经晚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进了罗马天主教行动会，该行动会为我们提供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一大避难所，也是唯一的避难所。是的，我们天主教徒的悲剧，我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之中不少天主教徒的一大错误，正是没有直接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我们没有进行积极的反法西斯斗争，而只是局限于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准备工作，也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民主和团结原则上的文化准备工作。对我们来说，罗马天主教行动会是最大的拯救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它，那就糟了。当然，与我们的能力相比，我们在天主教行动会中所做的工作还是有差距的。事实上，不考虑自己的感情，不考虑家庭的传统，不考虑人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艰难的……在那不勒斯，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迫害知识分子不是过分的，因为在他们之中，有墨索里尼不敢碰的人，如克罗齐[20]、德尼古拉、波尔齐奥……为此，我们都是沉默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例如，当希特勒来到那不勒斯时，警察搜查了我们的家，我的父亲藏起了一张拍摄于人民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照片，上面有他和唐斯图尔佐[21]、德加斯贝利、罗迪诺和斯帕塔罗等人。后来，他跑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把这张照片镶在镜框中，在那里一直保存到法西斯垮台的那一天。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不会为此而授予我们一张英雄的证书。您瞧……确实，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1946年才开始的。

法：实际上，那年也是您的成婚之年。怎么您的婚姻来得如此之晚？

利：对我们那不勒斯人来说，家庭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是我们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在我的那个年代，人们并不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相识不久便结婚，六个月之后，就搞定了一切。那时，我需要先作好安排，再建立起一个家庭。在社会和经济基础没有稳固之前，我不能允许自己结婚和生儿育女。就这样，我在1936年，当我取得大学讲师职位之后，才开始考虑组织一个家庭。但是到了1938年，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战争迫在眉睫，我下意识地觉得，结婚可能会遗留下一个寡妇。当和平来临之后，我开始寻觅起日后将会成为我妻子的她。那时，我已经37岁，您瞧，这样很好。尽管有过失去一个儿子的痛苦和另一个儿子一度患病的忧虑，但感谢上帝，后来，病儿得到康复，这个迟迟建立起来的家庭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您要知道，我一直在家庭中生活，因为我们相处得十分和谐。我还同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一起讨论我的问题。我的子女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着先进的思想、新潮的观念和争论是非的执著。我相信年轻人。

法：也相信女人吗？

利：我敬慕女人。对我来说，女人是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最美好的事物。我常常说：一个漂亮的女人是表明上帝存在的最有力论据。何况，它是圣托马索的话。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创造物的美是可以追溯到上帝存在的论据之一。但是我不仅仅热爱女人，而且尊重女人。以至可以说，我不满足于只有儿子，还喜欢有个女儿。在现在这代人之中，妇女足以表明能胜任一切，她们还能推动国家向前。只要想一想果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就行了。肯定，我将会看到有一位女性担任共和国的总统。我是一个有着自己喜欢方式的女权论者。我之所以说有着自己喜欢的方式，那是因为她们无论从事哪一项活动，我不会看到她们疏远自己的家庭。

法：我明白了，在离婚一事上，我不能再向您提什么问题了。相反，在有关全民公决[22]上……

利：在全民公决问题上，您想让我谈什么呢？眼下，在今年之内，不会举行全民公决。我们律师有所谓的“案件延期机制”说法，当案件复杂难以处置时，人们就将它推迟。眼下，我们有离婚提案。正如大家所知，我通过客观而平和的调解参与其中，去除了法律中的一些重大失误，但是，时而浮出水面的那些问题仍然保留了下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全民公决的临近，我们还有改善这个福尔图纳[23]法律的空间。重要的是离婚问题不要引起某种形式的国内战争，不应该重现归尔甫党与吉伯林党之间[24]、教权主义者与反教权主义之间和天主教徒与不信教者之间的分裂。消除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