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民主党是头号敌人呢？”格拉齐亚尼说：“说这种话的人是混蛋。”老人又说：“元帅，这是德马尔萨尼希说的。”于是，格拉齐亚尼说：“那德马尔萨尼希也是混蛋。”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发生过所谓“拥抱”。关于拥抱的传说，是空前的、最大的谎言。

法：另外，我还指的是别人多次指责您接受社会运动分子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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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这又是另一个谎言。事实俱在。正当我们天主教民主党感到选票不足的时候，我们对阿尔米兰特提出起诉。为了对他起诉，我亲自给议会党团写了一封信。不，社会运动分子投我的票不是事实，主要是社会运动分子对支持我的政府不感兴趣。支持中左政府对他们更有用，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天主教民主党倾向左派。啊！有人还指责我那次在电视讨论会上，对阿尔米兰特的态度温和。然而，我通常不大叫大嚷，而只注意自己讲话的实质。况且，我的讲话不是针对阿尔米兰特，而是对我们的一部分选民，他们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新法西斯分子，但他们投阿尔米兰特的票。我急于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您知道，我认为人们投社会运动分子的票，并不是他们有能耐，而是因为我们无能。有时，由于我们的错误，我们把选票放在银盘里赠送给他们。可以想一想在那不勒斯的情况。

法：安德烈奥蒂，我向您提一个我也向马拉戈迪[22]提过的问题：您对年轻时没有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感到遗憾吗？

安：我当然感到遗憾。最初十年的民主时期，在意大利，能干得漂亮的原因之一，甚至根本的原因，是那些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的道义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力。例如，1948年的战斗并不是一次粗野的冲突，而是以民主方式进行斗争的能力得到恢复的表现。这种力量也来自全国解放委员会。全国解放委员会很了不起，这是民主的学校。

法：那么，我向您提另一个问题，这往往是我向社会运动分子提的：您跟法西斯分子谈得来吗？

安：请注意，一个人在议会待了25年，而且总是同某一些人朝夕相处，当然不能不同他们谈话，甚至在一起喝咖啡。当他去议员席观看足球赛时，能不向他们道一声早安吗？显然，我跟阿尔米兰特谈过话，不过谈得不深入，但是……况且，跟自己的对手交谈难道不是每一个文明的议员的特征吗？我跟任何人交谈，既不感到反感，也不感到不自在。交换意见和情况绝不意味着设圈套或企图改变别人的信仰。对共产党人也如此。在讨论离婚法时，我跟共产党人曾经有过非常深入的交谈。暂不说他们中有一些人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另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例如，马里奥·梅洛尼始终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过去他是《人民报》报社社长，天主教民主党人。在他身上发生的危机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与他无法交谈。我非常喜欢跟有些共产党人在一起，如巴叶塔[23]、布法利尼[24]。

法：贝林格[25]呢？

安：我对他不太了解。他属于比我年轻的一代。我更熟悉他的父亲，当时他参加行动党，后来又属于社会党。但是我知道贝林格是一个非常含蓄的年轻人，是家庭中的好父亲。这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是一个平衡因素。您瞧，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事实上，我非常尊重他们以牺牲为代价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工作中表现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的工作方法本身。他们确实是严肃认真的人。在议会中，他们从不处于无准备状态。他们表现得比我们勤奋，他们有很能发挥作用的研究问题的小组。他们有信念……作为反对派，他们是非凡的。一个坚定的、训练有素的反对派比一个只是来投你的票的支持者更使我满意。可是……可是，我深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专政。因此，要绝对阻止它取得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一种附加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分红和治理工厂。就像教会认为存在上帝一样，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就像教皇不能只在大月才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一个共产党人也不能只在大月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讲明白了吗？应该区分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我就是这样区分的。例如，我认为巴叶塔并不适合搞无产阶级专政。

法：我好像明白了，您不像某些人那样愿意支持历史性妥协[26]。

安：噢，不！我与共产党人交谈，但不是为了当克伦斯基。再说，我认为，历史性妥协是意识形态、文化、纲领、历史严重混乱的产物。从实际情况看来，它只能带来两方面的灾难：教权主义和共产党的集体主义。许多人说，反正共产党人是存在的，他们人数多，起作用，他们能严明纪律，约束他们的选民，使其行为端正等等。我认为，是讲这种话的人稍为把眼睛睁开一下的时候了。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上，而在这些党派中，社会党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历史性妥协意味着不仅取消各党派，尤其是取消社会党。社会党往往认为自己能代表共产党的群众讲话，说它自己的实际力量超过选票所反映的力量。总之，它强称自己能起调解人的作用。但是，当共产党人为自己说话的那一天到来时，那就不需要调解人了。

法：然而不少天主教民主党人相信它。

安：也许就是那些人，他们说，既然教皇把明森蒂[27]送走了，那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