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已是很大的成绩了。民主是一种艰难的制度：充满艰辛和陷阱。需要耐心，也允许犯错误。

法：说得对。但是，沾沾自喜会导致专制，批评才有助于民主。试问，作为一个执掌权力的人，作为一个起领导作用的政治阶层，您能心安理得吗？

安：是这样。谁都一样，永远也不能心安理得，因为他总想做得更好些，做得更多些。况且政治这玩意不是个人的事，就像踢足球一样，是分队进行的。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法：我不是说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个人就够了，我是说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作为政权的代表，作为起领导作用的政治阶层的代表。

安：那么请让我这样讲：作为一个政治阶层，开始时我们是毫无经验的。要是早在20年前我们就有今天的经验来指导重建意大利的话，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会多做三倍的好事。当时，我们在大庭广众中连话都不会说。我们是多么缺乏准备！我认为只要看一下军队中的青年人就足以认识昨天和今天的差别，他们竟能当着许多人发表讲话。如果一切都根据小事情，根据我们的缺陷，根据日常错误来判断的话，那么，有理由说我们是撒了气的皮球。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对付得还不坏。我是乐观主义者。

法：您真是个有福气的人。

安：是的，因为我从来不以激动的心情来看待事物，那样既无用，又危险。我即使要对某件事表示担忧，也保持一定的分寸。例如，在其他几次采访时，您提出了意大利人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小小策源地，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拒绝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会要关心公民的投票问题，区域组织要关心越南问题……尽管宪法上既讲权利又讲义务，但每个人只讲权利，从不讲义务。讲义务被认为是反民主的。从这方面看来，我们简直是孩子。可是……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比任何国家都盛行投票。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当要求我们不使用汽车时，我们就步行。我们不喜欢秩序，但我们对混乱也反感……总之，我并不像您那样认为我们的自由危在旦夕。啊！我知道我存在着被视为疯子的危险，但是，请看一下“我们意大利”[19]的例子。似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可以去任意地破坏风景，然而“我们意大利”稳定了局面。

法：安德烈奥蒂，我讲的是自由，您跟我讲风景。要是在意大利发生军事政变……

安：我不相信会发生如此复杂的事情。某些事情的发生必须具备一个处于沉睡的环境，而意大利并没有沉睡，它在政体方面相当生气勃勃。

法：您这样说，我更加放心。您知道外面有什么传说吗？人们传说要是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话，那么知道这件事的第一个人就是您。

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想我会是首先被逮捕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总而言之，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相信会发生政变。我倒是担心另外的问题，我怕人们感觉不到这个民主制度能保证平静和正常的生活。丢失邮件，犯罪率增加……同我家紧邻的药店昨晚被盗，药店老板肯定对现状不满。总之，我不认为自己会是知道您所说的那种糟糕事情的第一个人。

法：这一点也使我感到宽慰。请注意，安德烈奥蒂，您知道人们称您为右派吧！您拒绝还是接受这样的称呼？

安：我拒绝接受，因为在意大利称某人为右派并不是为了授给他一个适宜的称号，而是为了使他为难，给他制造障碍。唯名论是意大利人的又一种毛病，“右”、“左”这些词包含着极大的伪善。我更乐意别人称我为保守分子。在很多方面，我是个保守分子，即使对民主制度的危机的担心，我也是如此。我看到的事实是，如果有谁要改变事物，那么，结果往往是越改越坏。因此还是维持原状更好些。此外，我似乎已经跟您谈过，我从未受过社会主义的诱惑，甚至年轻时也未曾受过。咳……人们并不十分懂得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改革？要是好的话，我也喜欢改革，可是改革往往只是空谈而已，其结果只能像医院的改革那样使事情更糟，白白地浪费时间。我也可以进行一项改革，让您当英国女王，可是最后您还是当不了。

法：我不愿当英国女王，我不喜欢菲利普[20]。安德烈奥蒂，我是指其他事情说的，例如，指您拥抱格拉齐亚尼元帅[21]的事。

安：我立刻告诉您这件事的真相，立刻。意大利社会运动在阿尔奇纳佐召开会议，当时格拉齐亚尼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主席。我当时感到担心，因为在乔恰里亚地区几乎每户人家都曾接受过格拉齐亚尼的小恩小惠，而我不愿意他捞到选票。针对这一情况，我通知召开一次天主教民主党会议。我刚走进会场就发现警官脸色苍白，他对我说：“在人群中，有格拉齐亚尼元帅。”我回答说，没有关系，我开我的会，我要解释民主是不容讨论的。会议刚结束，一个声音大声嚷道：“我能讲话吗？”这是他的声音。我对他说：“请，请讲吧！我们是讲民主的。”他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下面的话：“啊！我不懂政治，但应该承认，如果说在这里的山上和山谷中种植了树，这个功劳应归功于德加斯贝利。”这简直是演戏，当时就有个属于天主教民主党的老人走上前来问道：“元帅，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