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意大利时，才能执行党的领导职务；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们就不能接受他的领导，不能接受远距离的领导。领导应该在这里。”甚至在后来他回来时，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笑了，并对我说：“你有道理。”陶里亚蒂总是说别人有理。

法：但这次您确实有理。

阿：确实，我完全有理。事实上当时这样想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在罗马的人都反对那份电报。斯科奇马罗是一位教授，有点天真，他反对是出于他那常常表现出来的刻板的教条；我反对是由于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终是一个最倾向于与巴多利奥接触的人。我在许多事情上批评他，但不愿与他中断关系。巴多利奥代表着一种力量，民族解放委员会[7]的其他一些成员是倾向于它的。巴多利奥手中掌握着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同志的命运……当时我们最优秀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监禁，例如巴叶塔，还有我的兄弟彼得罗。我打算营救他们，为此甚至设想过在停战以后与巴多利奥一起组织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罗阿塔[8]手下的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您不了解那时发生的事。当我到劳资组合部找皮卡尔迪时，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可怜的皮卡尔迪。我们感到被人触犯了，受到了欺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奥给我们作出了一大堆保证，后来却突然抛弃了我们，逃跑时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要是想把国王带到南方去，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像个样子呢？整个罗马地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讨厌这种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奥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反对尤其激烈。我不愿意与行动党、与佩尔蒂尼[9]、与南尼失去联系，我愿意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陶里亚蒂的那份电报。显然，我作了我应该作出的反应。

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变了想法。您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为什么前后如此不一致？

阿：请注意，有的人总是希望前后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党同样如此。党的路线不是像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诞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经偏离过航道，走过弯路……发生过两件事。第一，在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曾形成一个最高纲领派，他们竭力反对巴多利奥，拒绝同秘密的保皇党人接触。这个派别的首领是安德烈奥尼。他甚至说：“让我们把将军和保守党人消灭掉。目前打德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些将军和保守党人。”我断然拒绝这种立场。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真心实意反对德国人的，为什么要放弃与他们结盟呢？再说，领导保皇党人的是蒙泰泽莫洛将军，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后来被枪杀在阿尔德阿蒂内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组织过几次破坏活动，其中一次在圣诞夜，炸了罗马—卡西诺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您要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过左的。

法：过左吗？

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权力归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章。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论据，只是最高纲领派的宣传，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事实上，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意识到过分地往左拉绳子会分裂民族解放委员会。于是，我通过斯科奇马罗做工作，想弥合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来，斯科奇马罗跟社会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争论……简单说来，1944年3月我开始改变主意，当博诺米[10]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辞职时，我的危机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们正在拉塞腊大街进行破坏活动，也是那天，我重新考虑了陶里亚蒂的电报。

法：隆哥在引证1944年5月写的一封信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您，指责您否认抗拒陶里亚蒂，并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责任推给斯科奇马罗。他称您为“野心家、变色龙”。

阿：隆哥说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他说：“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贝尔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责任而受到批评。我对隆哥的话非常恼火。我对他嚷道：“不，你不应该这样说。”但是那次争吵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隆哥的那封信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猜想是，信到罗马时我已到米兰去了。5月7日我到达米兰，与隆哥的会见开始是很亲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等等。可是很快就争吵起来，因为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品德上批评我。他指责我多变，不只是因为我改变了立场，而且根据米兰同志的看法，我改变立场是出于野心。多变是真的，我并不否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但我认为指责我出于野心是对我的侮辱。关于与巴多利奥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里亚蒂的意见。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对巴多利奥并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要与一支来自法国并正向巴多利奥求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接触。这是一支无论装备或经费都极为充足的部队。

法：传说您与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吗？

阿：不，只是在那个时期，时间也不长。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交谈以后，我、隆哥和塞基亚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