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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助手。自从1931年我到达巴黎以来,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发生转折是出于隆哥的意愿,连陶里亚蒂也接受这样的转折。尽管当时我22岁,而他30岁,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亲热的。我跟陶里亚蒂也是一见如故。我去巴黎时,原以为隆哥和陶里亚蒂是两个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时经常要挨饿,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里亚蒂家吃米饭。请注意,我还要指出,米兰的争论与其说是隆哥和阿门多拉之争,还不如说是隆哥和斯科奇马罗之争。那次是我提高嗓门,而不是隆哥,因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气,跟陶里亚蒂一样,他从不提高嗓门。是我的脾气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解放后也一直是很好的。在开发南方的斗争中,我不是求助于隆哥吗?
法:是的,但听说您指责他“把酒倒在菜汤里,弄得乱七八糟”。人们认为缺乏互相理解是由于你们出身不同,您的出身更加接近资产阶级,而隆哥更接近无产阶级。
阿:胡说八道。隆哥从未在菜汤里掺酒,我也从未这样指责过他,而是隆哥讲述过他的祖父母在菜汤里掺酒的事,而且也没有把汤搞得乱七八糟,而是一种汤的喝法。我与隆哥在饮食方面的唯一不同是:我喜欢面食,因为我是生活在罗马的那不勒斯人;而他喜欢米饭,因为他是都灵人。至于有人想把我说成是贵族,隆哥是无产者,那是错误的。我们两人都是资产阶级出身。我是罗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是皮埃蒙特的小资产阶级商人出身。是的,他的家庭原先务农,但后来他的父亲迁至都灵,开了一家酒店。我与隆哥不同之处是,我的青年时代更加美好,加入共产党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参加了许多体育运动,尽情娱乐。从政治上说,我来自自由党。而隆哥从17岁起就是共产党员了。
法:好吧,好吧,我们不讲隆哥了,讲陶里亚蒂吧!您的那次抗拒,是不是也有点因为对陶里亚蒂不在意大利冒生命危险感到不满?
阿:不……绝不是这个原因。不幸的人被阻在莫斯科,怎能参加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呢?我们参加了抵抗运动,因为我们能从法国回来,在政治上是幸运的。陶里亚蒂在法国被捕并被判刑,1940年又被送往莫斯科,因为那时还有共产国际。问题不是我们在冒生命危险,而陶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