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不在冒生命危险。战争期间莫斯科不是指挥所。当然也不能说陶里亚蒂缺乏勇气。他的勇气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生理上的。在西班牙战争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这难道不能反映他的勇气吗？请注意，我对陶里亚蒂的批评只涉及他在不了解意大利的现实情况下要从莫斯科领导党。我和他是真正的朋友。

法：然而，我听说您与陶里亚蒂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我还读过他的一次讲话，他指责您是个讲私情而不讲原则的人。

阿：不，不……陶里亚蒂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人。他对人越严厉时，越有礼貌。他从不辱骂我，因为他极有自制力。请让我告诉您，陶里亚蒂是怎样表现的。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我做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发言。陶里亚蒂不赞同再责难斯大林，便冷冷地说：“我要对你作出回答。”可是，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讨论太受感情支配了。例如，阿门多拉同志表现出他并未很好地理解苏联。也许他的见识太狭窄了，也许他旅行的机会太少了，今后有必要让他更多地出去旅行。”陶里亚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嚷，也不辱骂人。跟他在一起时遇到的唯一麻烦是难以冲破他的腼腆的障碍，他总是同我们保持距离。对斯大林的某些攻击使他恼怒是因为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法：对不起，阿门多拉，您是否也曾是个十足的斯大林分子？

阿：是的，是的，啊，是的。看到西方民主对待希特勒的胜利所持的态度，怎能使我不成为斯大林分子呢？1937年我抵达巴黎时，法兰西共和国腐败至极。只要自己能活命，资产阶级准备竭尽全力与人民政权为敌。他们就像举着长柄平底锅高喊反对阿连德[11]的智利妇女一样。在一片混乱面前，只有斯大林执行雅各宾式的纪律进行战斗。实际上，革命都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难道法国革命不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吗？难道它不吃掉自己的子女吗？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几乎使我们感到有了保障。是的，我曾经是一个极端的斯大林分子。当时我把德苏条约也看成是为了推迟对俄国的战争而进行的暂时妥协。直到战争结束，我始终是斯大林分子。战争一结束，我的疑问油然而生，一方面是由于划分势力范围引起的，同时，我认为苏联人民的成熟已达到了可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的程度……之后，二十大进一步解放了我的思想。

法：二十大是否也把您从苏联的长期诱惑中解放了出来？

阿：我认为没有苏联的力量世界早就完蛋了。有人说：“为了避免大国间达成协议，我们愿意欧洲独立。”说这种话的人使我感到可笑。幸好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否则，靠我们欧洲人能制约苏联和美国吗？尼克松决定实行美元贬值就使意大利的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观察今天的世界不能脱离现实。讲上述那些话的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议是制约我们的！可是让炸弹制约我们要比让协议制约我们坏得多！我不知道，在国际社会没有得到两个大国协议的保证的情况下，欧洲怎么能生存。欧洲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去同美国和苏联竞争的第三个大国的作用，此外，欧洲经济不是建立在军费开支的基础上。要是我们去建造萨姆导弹和原子弹，我们就会倒霉！

法：啊！您确实不相信欧洲联合。

阿：欧洲联合对我来说也不是乌托邦，但我认为只有文化、科学、贸易方面的意义，而没有军事方面的意义。欧洲是参差不齐的。欧洲在历史上有过分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能从发挥她的思想宝库出发，别忘记世界是建立在欧洲的思想基础上的，应据此去寻求谅解。我再重复一遍：欧洲只能起促进和平的作用而不能同两个超级大国敌对。中立的政策适合于欧洲。

法：我不想再讨论下去了。我们扯得太远了，应该谈谈今天的意大利，谈谈历史性妥协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事情。但是首先我想简单谈一下您，阿门多拉，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了解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您是出身自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阿：是的。但不应对我所生活的那个意大利的旧世界有所误解。那个世界是很严厉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浮的。我经常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作解释。我说：“请注意，其他人不都是无赖，他们是一些可以与之接触，而且也应该与之接触的人。”我还要告诉您，我把我的自由派经验和我对其他人的了解，例如我对贝内代托·克罗齐的怀念带到党内是件好事。当有人问我克罗齐是否对我起过指引作用时，我的回答是：“是的，但不是思想方面的指引。他是我生活和工作的榜样。”克罗齐住在修道院里，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早晨六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一点，这是他的午餐时间，有时我陪伴他去散步，然后他又投入工作。他对人朴直、亲切，但毫不温柔。一天我向他借一本书，他回答说：“不，您想读的话，请到这里来读。我的图书馆供您使用。”我从陶里亚蒂身上看到了克罗齐那种有节制的严厉，并发现他对研究克罗齐极感兴趣。陶里亚蒂如果看到我们不读书或只是装模作样地读书，他也要发脾气的。而我喜欢严肃的人。

法：那么您怎么会跟加莱亚佐·齐亚诺那样友好？

阿：我和加莱亚佐对戏剧有共同的爱好。当时，皮兰德娄[12]红极一时，我们这些小伙子对马尔科·普拉加[13]那样的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