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都灵停留了一下，见了加罗希，后又到罗马见了拉马尔法，但收获很小，因为发生了暗杀国王的事，警察抓了不少人。我又回到那不勒斯，处在孤立的境地，开始思考问题。当时塞雷尼[17]在那不勒斯，他已是共产党员。在跟他交谈中，我开始懂得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

法：您就这样成了共产党人？

阿：不，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作出决定，我考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的小组是由“正义与自由”的先驱组成的。我与埃内斯托·罗西[18]是莫逆之交，要是我不加入共产党，我会成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一员。可是当埃内斯托·罗西来找我，打算在那不勒斯组织“正义与自由”小组时，我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事实是，在他找我以后的十天，即1929年11月7日，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是的，我加入共产党是由于看到这个党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也由于与其他方面已经联系不上。当然，在这之前我已读过《资本论》的第一卷，也深受苏联榜样的影响……例如，当时在苏联正谈论五年计划，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陷入经济危机。我在罗马停留时，拉马尔法对我说：“你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我当时非常生气，回答他道：“你才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拉马尔法总想卖弄学问，当时就是如此。

法：我不禁要问，你的自由党人的出身是否与您今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右派有关。

阿：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可多啦，试想，一度甚至有人称我为毛分子。但是，标签就像时装那样变化多端。我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右派，也不再认为自己比我的同志们更宽宏大量。我已说过我曾经是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我执行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党的政治路线。我已说过我一直是跟随陶里亚蒂的，我跟他吵嘴也只是出于战术方面的分歧，例如，参加巴多利奥政府是否适宜这类事情。像所有的新党员一样，我犯的某些公式化错误显得特别突出，只有党承认这些错误时我才承认。毫无疑问我必须与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们决裂，而这一点正使我成了与人们笔下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例如，我写过语言极其粗鲁的东西反对南尼，但他回答我时，公正地注意到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新党员的粗暴。我与我的政敌争论时始终是非常激烈的，用句运动场上的术语，我的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