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呢？说我们后来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一推论是合理的。

法：这里给点帮助，那里给点援助……

科：无可奉告，无论是关于意大利还是葡萄牙和某个特定的国家的问题，都无可奉告。

法：科尔比先生，算了吧。别想让我们相信意大利是中央情报局唯一花了几十亿元钱的国家。比如说您为什么不给我讲讲德国？

科：有的事情是不能作对比的。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很关心欧洲的每个国家。欧洲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整个欧洲都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意大利是我们要花更多力气的国家。至于德国……它有足够的钱。我只能告诉您，西欧毫无疑问是我们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我们的计划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法：科尔比先生，是谁让您离开中央情报局领导职位的？基辛格？

科：不。基辛格一向是情报局的重要支持者。我和他之间有时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但我们绝不是敌人。对于基辛格我不得不说一大堆好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国务卿，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的，为了中东他应该再次获奖。我离开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总统告诉我他准备给我另一项工作……总统更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可能有很多理由，这是他的特权……他分配给我另一项工作，但是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将写一本介绍中央情报局真相的书，更好地为它效劳……此外，当参议院开始调查时，是我首先提出，需要有一位新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心里一点也不难受。

法：我看出来了。任何东西都动摇不了您那冷若冰霜、泰然自若的态度。

科：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但是有些事情刺伤着我。当我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一群匿名者在华盛顿贴满了标语，说我是杀人犯。这件事大大地刺伤了我，正像听到您说中央情报局是杀人犯协会时一样。有好几个星期，我的孩子们都不得不在贴满了这种标语的环境中生活……

法：您的子女有没有称呼过您为“卑鄙丑恶的反动派”？

科：反动派……没有。有可能说我是保守派。家里也进行讨论。我的子女是反对越南战争的，瞧您问的……我不否认自己是个保守派。我投尼克松的票，直至今日我还认为在国际政策方面，他干得很出色。您想想中国吧……想想……

法：……想想智利和塞浦路斯吧，想想给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资助吧。科尔比先生，我已经筋疲力竭。只有当我采访库尼亚尔时，才像现在采访您这样受罪。

科：告诉我，告诉我，库尼亚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我已经告诉过您，事实上，他是像您一样的人。

科：什么？

法：是的，一个像您一样的神甫。啊，科尔比先生，您永远不会知道你们俩有多么的相像。如果您出生在另一个营垒里，那么，您将是一个十足的斯大林主义者。

科：我愤怒地拒绝这种说法。但是，也许……不，不，我不是一个神甫，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清教徒。还有其他问题吗？

法：只有一个。我是否可以看看中央情报局所写的关于我的报告？

科：根据美国法律，您可以给中央情报局写信，要求阅读关于您的任何报告。您得付点儿代价，如支付邮费等等，但是他们会把一切都让您看的。除非有什么理由要对报告保密。克格勃的头头安德罗波夫[19]也可以这样去做，您不觉得可笑吗？

法：不，是令人困惑不解的，而且，您所告诉我的一切都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科尔比先生，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1976年3月于华盛顿

[1]越战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驻越美军司令部联合实行的旨在查明并根除南越境内越共基层组织的计划。该计划通过暗杀、逮捕越共分子或怀疑帮助越共的平民，劝诱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来达到破坏越共基层组织的目的，被称为“暗杀计划”。

[2]出自欧·亨利1904年的小说《白菜与国王》，影射被美国控制经济命脉的洪都拉斯。后成为政治名词，指经济命脉被国外势力控制的小国，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

[3]哈伊尔·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Суслов, 1902—1982），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长期主管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务工作。被称为“灰衣主教”。

[4]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 1924—1984），美国参议员。1975年领导“国会负责调查政府情报行动专门委员会”（又称丘奇委员会），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中央情报局超出它原来的收集情报的使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

[5]斯维特兰娜·斯大林（Swetlana Stalin, 1926—2011），斯大林女儿。1967年叛逃美国。

[6]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 1920—1997），法国政治家。1972—199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7]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 1906—1980），葡萄牙独裁者。1968年接替萨拉查出任葡萄牙总理，1974年政权被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

[8]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