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取得了胜利，但它还是无足轻重。人民民主党获得27%的选票而居于第二位。它并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右翼党。不管怎样，它在国内代表着一种强烈的主张，但是谁都无视这一点，好像人民民主党并不存在一样。决心要强制推行早就过时、失去光泽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只获得12.5%的选票（它的衍生组织人民民主运动的选票也只有4%，从而宣告失败）。然而驾驭一切的还是共产党。它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来发号施令。在那里，昔日的法西斯记者摇身一变成了极左的革命者。它通过仅存的工会来发号施令。在那里，领导人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他们利用“五一”来谋取私利。它通过反复无常的小人组成的武装民兵来发号施令，而在卡埃塔诺统治下，这些人连最细小的勇敢举动也不敢设想。它通过与其秘密结成联盟的军人来发号施令。如果共产党人不喜欢某家报纸，军人便去封闭它。如果共产党不要立宪会议，军人便宣称自己倾向于不召开立宪会议。就像断线的项链上的珠子，恩赐的自由一个接一个地落地并跌得粉碎，只剩下口头上的自由。人们已经不敢说出心里话，只是心怀疑惧，不安地环顾四周，低声诉说着内心的不满。凡是被认为不是左派或左得不够的人，都将遭到厄运。他将被看做反动派、反革命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在军人的集会上，经常喊出的口号是：“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也是萨拉查的口号。

要了解这些军人的需要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不很清楚。他们之中有极端分子、超极端分子、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温和派。他们的思想极端混乱。他们是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游击战士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也许他们没有阅读过葡萄牙文的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且不说葡萄牙文是词汇贫乏的一种语言。武装部队运动内部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一致，而是充满着各种思想潮流和可怕的对立。参加4月25日军事政变的许多军官与卡埃塔诺手下的狱吏一起进了监狱。被关进监狱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罪状是在里斯本墙上涂写绝妙的标语。葡萄牙共产党的标语写道：“太阳照耀着我们每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下面写道：“如果不下雨的话。”共产党的标语写道：“今天我们有几千人，明天我们将有几百万人。”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下面写道：“因为你们不服避孕药。”共产党的又一条标语说：“如果你不喜欢葡萄牙的话，那么你就滚吧！”无政府主义者补充说：“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在专政时期，政治犯有300人，而现在有2000人。的确，在革命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现在发生了革命？哪些事情算做革命的内容？难道就是某些兵营中的士兵拒绝给长官擦皮鞋，让莫斯科的马戏和古巴的芭蕾舞到首都来演出，先对银行和企业实行国有化，然后作出由谁经营管理的决定等等这些事情吗？每当军人掌握政权时，他们总要谈论革命。希腊的帕帕多普洛斯谈革命，智利的皮诺切特谈革命。当然，这些葡萄牙军人是坦率的，他们有美好的计划，但实际上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现实中充满混乱和独断专行。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真正的反动派流露出欣喜的神色。老百姓叫苦不迭：“革命并不总是导致民主、进步和自由。被称为革命的东西并不都是革命。”甚至法西斯分子今天也自称为“革命者”。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我们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很清楚，红色的并不一定是红色的，它往往是黑色的屏障。红色者或所谓红色者操着黑色者同样的语言，做出同样的举动和干下同样的坏事，这种情况也不少见。那么，在葡萄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国家处在危急的关头。要摆脱这种形势，它将要冒着一分为二的危险，至少会受到一次大动荡的破坏，也许将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

下面是我对苏亚雷斯的第一篇访问记。他是告败的选举中获胜者的领导人。这次采访恰好是在社会党报纸《共和国日报》事件发生过程中进行的。访问记成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文件。被自己同军人签署的协议所束缚，并被军人和军人同共产党的协议抵消了自己影响的苏亚雷斯，实际上十分清楚地知道：国家面临的危险是一分为二，或受到大动荡的破坏，或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但是，他无能为力，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遗憾的是他的话不够强硬。如果你读到他的话，觉得这些话还算坚决的话，那么当你当面听他讲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不满意。他不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他口气温和，表现犹豫不决，因而令人感到扫兴、生疑，且由于不明其因而感到不快。我彬彬有礼地低声向他述说了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来不需要以安眠药使自己入睡。后来他慢慢离去的动作使我产生了希望，希望他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

马里奥·苏亚雷斯（以下简称“苏”）：您来到这里是为了看看目前葡萄牙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在葡萄牙发生的事：我刚得到消息说，《共和国日报》的社长和编辑人员遭到共产党印刷工人的扣留。他们要求社长和编辑人员辞职，让他们的人来接任，当然都是共产党人。《共和国日报》是社会党的报纸，是葡萄牙仅有的一家独立报纸，是今天唯一一家其消息不受共产党人控制、操纵和歪曲的报纸。在葡萄牙，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