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有利于政府和警察，那么有利于谁呢？在某些情况下，我怀疑背后是否有政府和警察的插手。因为对那些人判刑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只有酷刑威逼下写出的“自首书”。

法：卡里略，您能肯定谋杀卡雷罗·布兰科无济于事？

卡：卡雷罗的死在政权中确曾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他是一个担负着在移交政权过程中保证政权延续性的人。但现实并不因为他的死而有所改变。实际上又出来了个阿里亚斯·纳瓦罗[6]。这个人做着同样的事，并且还颁布了反恐怖主义的法律。我不赞成对他搞暗杀，因为继承他的人继续进行着逮捕和枪决。您也许会说，但是卡雷罗的死鼓起了西班牙人的士气呀。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确实没有哭他，甚至还庆祝了一番。但对我来说，着眼点并不在于得到微小的满足，而在于推翻独裁政权。

法：说得对。但是巴斯克分离主义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进行的暗杀行动，会使人们联想到在西班牙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去，你认为西班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上岸时，他们告诉你说：“除了斗牛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卡：那时有一层沉默的帷幕笼罩在我们的四周，现在这层帷幕依然存在。只有像卡雷罗的死和五人因反法西斯而遭枪决这样的惊人事件才会打破沉默的帷幕。为了提醒全世界经常注意我们，我们必须每天为它提供两三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谈到我们的罢工，没有任何人提到我们同警察的斗争，没有任何人报道千千万万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正在采取虽不比炸弹引人注目，但却更富有成效的手段进行斗争的消息。到佛朗哥消失时，你们将要问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最终将对自己说，为了争取自由，也许这些西班牙人做了某些事。你们最终还将承认，独裁政权并不是像一个烂熟的苹果那样自行掉落下来的，而是被打倒的。有人说：“在西班牙，除了巴斯克分离主义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的谋杀行动外，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每当我听到这种责备时，感到无比难受。我现在能这样回答：“我对你们是有些了解的。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事件这么多，以至于谁想得到新闻界的支持，他就需要向它提供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但人们怎么可能没有觉察到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抵抗运动呢？如果没有抵抗运动，监狱怎么会人满为患呢？肉刑又怎么会那样的残酷呢？”

法：你们是唯一不谈肉刑的人。有人向我们提供有关在巴西、希腊和智利存在肉刑的证据，但我们从来没有，几乎从来没有得到有关西班牙存在肉刑的证据。

卡：确实我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有意的，否则，就等于向大家揭示，今天仅在西班牙存在绞刑。绞刑架是中世纪的一种刑具。它由一个套住犯人颈部的铁环和一根钉子组成。行刑时，钉子慢慢地插入犯人颈部……使受刑者无力挣扎。大事渲染这种酷刑，以博取人们的怜悯心是一种灾难。我们对怜悯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在一个禁止罢工的国家里，人们举行罢工时所发出的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在官办的工会中，人们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争取到政治集会的权利，是由于发出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学生运动掀起，获得了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是由于发出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协会加入抵抗的营垒，也是由于我们发出了争取自由的呼声。

法：当五人在行刑队面前就义时，发出的不也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吗？

卡：是要求自由的呼声。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因为这毕竟还是付出了五个人生命的代价，而且在他们之前还付出了另一些人的生命的代价，因为它危及和平转变的可能性。

法：您这种看法仅仅是理智的反应呢，还是您仇恨流血而产生的感情？

卡：这两种成分都存在。请注意，我是个政治家，是个共产党人，是个革命者。革命并不使我感到害怕。我是在向往革命和酝酿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当我谈到革命时，并不是指炸弹和游击战，而是指取消人们称之为人剥削人的东西，而是指争取人的自由。再补充一下，我并不笼统地谴责暴力和反对暴力。当需要暴力时，我接受它。如果西班牙革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需要暴力的话，我准备实施这种暴力。但我永远不会在卡雷罗的汽车底下放炸弹。您可以相信，如果明天需要起义的话，您将看到我手中拿着手枪。当历史的发展需要暴力时，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犹豫。但是接受暴力并不等于行使不必要的，甚至其结果违反自己的愿望的暴力，那只是意味着嗜好暴力，热衷于暴力。这是令人讨厌的。我现在仍然希望这些新的处决不要导致又一次内战。

法：在上次战争中，是否有引起您作呕的事件？

卡：没有。我不能把一切都归因于某一个别的事件。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事件。例如，我见过无数的儿童在战争中死去。在交战中，难免会有儿童死去。还有……您瞧，我是真正参加过内战的人，整整打了三年仗，开枪杀人。当我相信游击战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游击战，整整打了九年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优秀的射击手，但我知道，为了杀人，我必须好好地瞄准。我杀过人。尽管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我不能说我喜欢这样做，而应该说，国内战争和革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