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中间联盟党马上给了他一个候选人的位置。他接受了。生命中重大事件的发生，包括他的去世，总是与日期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巧合：他是11月17日当选的，正好是他被判处死刑的周年日。当然，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多大的鼓舞，一星期后他又在意大利了，而且一如既往，继续频繁地回到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第二祖国的意大利。他的意大利语讲得很标准，能无误地用意大利文书写。他穿意大利式的服装，吃意大利式的饭菜，用意大利的家具布置他在雅典的住所，把它布置得与我们在佛罗伦萨的家一模一样。

在议会中，阿莱科斯很快就表现出他是个最好斗的议员。他不给任何人安宁，尤其不给国防部长埃万盖利斯·托西特萨斯·阿韦罗夫安宁，因为此人与前政权的关系不清。阿韦罗夫的权力超过卡拉曼利斯的权力，因为他有军队的支持，而军队里存在着发动政变的危险。阿莱科斯认为他对国家是一个威胁，因此每次发言时总是从这个含义上指责他。阿莱科斯知道有文件可资证明阿韦罗夫与前政权存在着勾结，以及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把暴政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将军、上校和上尉们清除出去的原因。这些文件保存在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里。这些文件在军政府倒台后神秘地消失了。1975年，在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阿莱科斯进行的主要活动就是寻找这些档案。对帕帕多普洛斯、马卡雷佐斯、帕塔科斯、约安尼迪斯以及对军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审讯，还有后来对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和哈齐齐基斯的审讯，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他保了密，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在那几个月里，关于阿莱科斯人们只是谈论他对被告们的高姿态。事实上，他一直为帕帕多普洛斯和其他人免于死刑而奋斗。他说：“在专政时期杀死暴君是责任，在民主时期宽恕是需要。正义不能通过挖掘坟墓来取得。”对曾经如此惨无人道地折磨过他的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作证时，他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的证词只持续了40分钟，以冷漠和毫不在乎的口吻提到了几起最严重的事件。他甚至宣布他的敌人已经不是戴着锁链、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而是新政权中的可疑的代表人物。

1976年的头几个月里，阿莱科斯掌握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文件。他还找到了有关他的党的一位议员德梅特里奥·察佐斯的材料。这件事使他决定退出中间联盟党，并以独立左派的身份留在议会中。可是，自从他把自己放在高傲的孤立地位时起，他始终面临的危险就成百倍地增加了。他成了希腊最令人不快的人了。对于奉行假的和不稳固的民主的主子们来说，他知道得太多了。再说，他又是如此勇敢而难以被吓倒。那么就得消灭他。他们就在他向议会提交文件的前夕消灭了他。地方法官在阿韦罗夫的唆使下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于是阿莱科斯只得采取引人注目的举动，在议会里把文件交给卡拉曼利斯。他本应于5月3日星期一交出文件的，5月1日，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间，当他去格利法达妈妈家的路上，两辆汽车紧跟着他。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以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另外一本书了。我在此提一笔，仅仅为了说明在我采访之后有关他生活中的几件大事。这个采访记远远超出一个我所爱过的、也爱过我的、现在我仍然热爱着的人的自画像。四年来，我不得不把它当做一种精神遗嘱，当做阿莱科斯一直在寻找而没有找到的某种东西的解释。因为他所寻找的东西，也是每一个值得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对于上帝，我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阿莱科斯，看样子你并不高兴。这是为什么？你终于从那个地狱里出来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以下简称“帕”）：不，我不高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我知道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和荒唐的，但我感到的是烦恼而不是高兴，感到的是悲哀而不是高兴。就像上星期日当我听到从其他囚徒的牢房里发出欢呼声时的反应一样，我不去理会他们为什么欢呼，而只是想：“一定是有关大赦的事。帕帕多普洛斯正要发表宣言，为演出一场能使天真的人感动的大赦戏作准备。现在他不必胆战心惊了，至少可以装成不胆战心惊的样子。何况释放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又不要他花什么代价。”我想的是“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也会释放我。星期一的早晨，当我知道我也将被释放的消息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喜悦，一点也不。我对自己说：如果他决定把我也释放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野心，意味着他的确想在宪法的范围内使军政府合法化，并设法得到他过去的对手的承认。监狱长走进牢房向我宣布：“帕纳古里斯，你得到了赦免。”我回答他说：“什么赦免？我没有向任何人请求赦免。”我又接着说：“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把我关进来容易，但是要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