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罗马时，看过一个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广场向群众发表演说的电影。太惊人了，我不禁自问，这么多年来意大利人怎么能信任一个讲起话来如此可笑的人。诚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有他的一套办法。窃取了政权，掌握了政权，难道就能使他不可笑吗？帕帕多普洛斯和墨索里尼的区别在于墨索里尼好歹有他的群众基础，而帕帕多普洛斯连这一点都没有。他的政权只依靠军政府的支持，也就是依靠控制军队的十名军官的支持。他是一个小小的集团的小小的领袖。此外，他是个恶人。他不像佛朗哥那么表现。佛朗哥说“我就是主子，一点不含糊”，他却高唱革命，甚至大谈民主。民主！在一个国家里，当一个人垄断选举，甚至连为自己制造一个对手和对立面的门面也不装，这称得上什么样的民主呢？有人会说：你被放出来是帕帕多普洛斯大赦的功劳。但是你们难道不明白这是一场骗局，是一种嘲讽吗？你们难道不明白，在这些手法的背后隐藏着扩大暴政的阴谋吗？

法：阿莱科斯，你对康斯坦丁怎么看？

帕：当然我一直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人。我肯定不会为康斯坦丁感到悲伤。尤其是1965年7月，他迫使帕潘德里欧辞职，这件事为他自己被赶出国家创造了条件。我对是否喜欢康斯坦丁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反对军政府的斗争中是否有用。也许有用，因为他在一部分军队里，特别在军官中间也许还有影响。也许，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忽视他。目前我们还不能对他下结论。无论如何他是军政府的敌人。除了当军政府的敌人以外，他没有其他选择。

法：阿莱科斯，你认为帕帕多普洛斯把你们释放出来是为了让你们推翻他吗？

帕：不是的。他认为没有人能推翻他。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因为希腊抵抗运动是实际存在的，尽管目前人们参加这个运动还是被动的。但是，他们参加这个运动是为了一致反对专制独裁。整个希腊政治界承担的义务是顺从人民的意志，而这个义务并不利于帕帕多普洛斯政权的合法化。我相信，在希腊，没有一个正派的政治家会参加大选丑剧。你应该相信我们能推翻他。帕帕多普洛斯不像佛朗哥那样是从内战中产生的，而是靠政变上的台。佛朗哥上台时，他的反对派都被消灭了，被打败了，剩下的民主党人都离开了西班牙。这里的情况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人被打败，没有力量被消灭。只要希腊人民不像意大利人民那样沉睡就可以结束专制统治。人民总是倾向于沉睡、顺从和同意，不过要唤醒他们也不难。可是！也许我不了解情况，又缺乏现实感和逻辑性。如果谈到逻辑性，我的回答是：如果逻辑能创造历史，那么意大利人就不会被墨索里尼所吸引，希特勒就不会存在，帕帕多普洛斯就不会上台。当时他只控制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部分军队和马其顿的几个部队。至于说到政治……

法：阿莱科斯，你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帕：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不是你想知道这一点？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反对教条。哪里有教条，哪里就没有自由。教条从来就不合我的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社会政治的都一样。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对我来说，很难给自己贴上标志，说我属于这种或那种思想。我只能告诉你我是社会主义者。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为社会主义者是正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指的是在完全自由的政权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对我来说，这两种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希腊有民主的话，这样的政治是我喜欢从事的。这样的政治也一直对我有诱惑力。啊，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我想我会献身于政治。因为我今天所从事的和我直到今天为止所从事的都不是政治，而只是与政治调情。是的，我喜欢调情，可是我更喜欢爱情。在民主的条件下从事政治是美好的，就像以爱情为基础谈恋爱一样，这就是我的倒霉之处。你看，有些人只能在战争时期，也就是在非常时期从事政治。也有人只能在和平时期，也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从事政治。可笑的是我属于第二种人。总而言之，在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之间我选择加富尔。但是你要明白，自从军政府执政以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没有搞政治。在军政府垮台以前，我们都不搞政治。我们不应该搞政治，我们不能搞政治，除非我们有了行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抵抗，就是斗争。

法：阿莱科斯，你说可笑的是你属于加富尔派。确实可笑，因为作为政治人物你正是采用了类似加里波第式的暗杀而闻名。阿莱科斯，你有没有诅咒过你行刺的那一天？

帕：从来没有。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你看，只要我在审判过程中说一声我后悔了，他们就不会判我死刑。可是我没有说，正如现在我也不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想法，我想将来也不会改变。帕帕多普洛斯犯有重大叛国罪和其他罪行，他在我的国家里足以被判处死刑。我没有像狂热的疯子那样行动，我也不是狂热的疯子。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是以维护正义的工具来行事的。当暴政强加在某个国家人民的头上时，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是杀死暴君。不应该后悔，我们的斗争将继续到在希腊重建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