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嘴唇发抖，便咬紧了嘴唇。我不知道她这样是因为害怕还是生气，或者只是勉为其难地要摆出一副正经办事、有条不紊的模样。但她看上去并不开心。

“她从加州证券银行一家分行的经理那儿知道了您的名字。但那位经理本人并不认识您。”她说。

“准备好你的铅笔。”我说。

她举起铅笔，让我看铅笔是刚削好的，并做好了准备。

我说：“第一位，那家银行的副行长，乔治·S·利克。他在总行办公。下一位是州议员休斯顿·奥格尔索普。他可能在萨克拉门托[1]，也可能在洛杉矶市政大楼他的办公室。再就是德雷福斯家的小西德尼·德雷福斯，还有特纳和斯韦恩，产权保险大楼的律师。记下来了吗？”

她写得很快很轻松。她点点头，并不看我。阳光在她的金发上跳跃。

“生产油井设备的弗里—克兰茨公司的奥利弗·弗里。公司位于工业区东九大街。还有，要是你想知道一两个警官，那便是地方检察官伯纳德·奥斯，以及凶案刑侦中心的卡尔·兰德尔探长。你觉得这些推荐人够了吗？”

“别取笑我，”她说，“我只是做别人要我做的事。”

“最好别给最后两位打电话，除非你知道其中的利害。”我说，“我没有取笑你。很热，是吧？”

“帕萨迪纳不太热。”她说着将电话簿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开始打电话。

当她查看电话号码并给那些人打电话时，我端详着她。她脸色苍白，是一种天然的白皙——她看上去相当健康。红棕色的金发虽不光滑但也不难看，不过，它向后梳得紧贴在窄小的脑袋上，几乎失去了一头秀发的效果。她的眉毛很细，特别平直，颜色比头发更深些，近乎栗色。她的鼻孔有种患贫血症人的惨白。她的下巴很小、很尖，看上去不够坚毅。除了嘴唇抹了少许橘红色口红，她并没有用其他化妆品。镜片后的眼睛很大，钴蓝色，虹膜大大的，有一种朦胧的眼神。眼皮紧绷，眼睛看上去像东方人，抑或是因为脸上的皮肤天然绷得紧，这样就把眼睛往两边拉上去了。整张脸有种不协调的神经质的美，只需精心化妆一下便能楚楚动人。

她穿一件亚麻短袖连衣裙，没有任何首饰。光光的手臂上有层汗毛，还有些雀斑。

我没在意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说的话她都用铅笔简略地写下来，轻松又熟练。打完电话，她把电话簿挂回到钩子上，站直了将亚麻连衣裙的下摆扯了扯，说：

“要是您愿意等一会儿——”说着向门口走去。

走到一半她折回来将书桌一边的上层抽屉关上。她走了。门关上了。室内寂静。窗外蜜蜂嗡嗡叫。我听到远处真空吸尘器的呜呜声。我拿起帽檐上那支未点过的烟，衔在嘴里，站起来走到书桌旁，拉开她折回来关上的那只抽屉。

这压根不关我的事。我这么做只是出于好奇。她的抽屉里有一支柯尔特小手枪，这根本与我无关。我关上抽屉，又坐了下来。

她走了约四分钟。她打开门站在门口，说：“默多克夫人现在就见您。”

我们又沿着走廊往前走，她将一道双扇玻璃门推开一半，站到边上。我走进去，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室内很暗，起初我什么也看不清，但室外的光线透过茂密的灌木丛和窗帘照进来。随之我看出这是一间阳光房，只是被外面生长的植物完全遮住了。室内铺着草织地毯，摆着苇编家具。窗前有张苇编躺椅。椅背是弯的，垫子多得足以塞满一头大象，一位妇人斜靠在躺椅上，手里拿着一只葡萄酒杯。我在看清她之前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酒味。随后我的眼睛习惯了室内的光线，我能看见她了。

她有张大脸和厚下巴。头发呈青灰色，烫了一种难看的波浪型。她有一个鹰钩鼻，湿润的大眼睛像两块湿漉漉的有表情的石头。脖子上系着饰带，但她那个脖子看起来更适宜穿足球衫。她穿一件浅灰色的真丝连衣裙。粗壮的手臂裸着，有些色斑。耳朵上挂着黑色耳环。她身旁有张玻璃台面的矮桌，桌子上有瓶葡萄酒。她小口喝着杯中酒，眼睛看着我，不说什么。

我站在那儿。她让我站着，而她喝光了杯中酒，将酒杯放在桌子上，又倒上酒，接着她用手帕抹抹嘴。接着开了口。她的声音有男中音的音质，听上去好像很干脆，没有废话。

“坐吧，马洛先生。请别抽烟，我有气喘病。”

我在一张苇编的摇椅上坐下，将那支未点的香烟塞到外衣口袋中的手帕里。

“我从未与私家侦探有过什么交易，马洛先生。我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你的推荐人看来让人满意。你要多少酬金？”

“要做什么，默多克夫人？”

“这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与警察无关。要是与警察有关，我早就叫警察了。”

“我的酬金是一天二十五美元，默多克夫人。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费用。”

“收费不低。你肯定能赚不少钱。”她又喝了几口酒。我不喜欢在夏天喝葡萄酒，若有机会拒绝倒也不错。

“不多，”我说，“赚不了什么钱。当然你可以不惜代价雇侦探——就像打官司或看牙医一样。我不是一个组织。我只有一个人，我一次只接一件案子。我有风险，有时风险相当大，另外，我也并非一直有活干。不多，我认为一天二十五美元不算太多。”

“我明白。你说的费用指什么？”

“时不时会需要一些小东西。你想不到的。”

“我倒想知道。”她尖刻地说。

“你会知道的。”我说，“所有的费用会白纸黑字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