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摇头。他有些生气。

“你得说。”他绷着脸说。

“抱歉，布雷兹。”我说，“但根据事情的发展，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你当然知道我能够把你当作重要证人关起来。”他随意地说。

“什么理由？”

“理由是，你发现了尸体，你给了这儿的房管一个假名字，另外，你没有对你和死者的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我说：“你打算把我关起来？”

他不怀好意地笑笑。“你想叫律师？”

“我认识好几位律师，但没有专门的律师。”

“你个人认识几位行政长官？”

“一位也没有。我是说，我同其中三位说过话，但他们也许不记得我。”

“但你在市长办公室或这类机构有很好的关系，不是吗？”

“你详细说说。”我说。“我很想知道。”

“噢，伙计，”他认真地说，“你肯定有些朋友。肯定有。”

“我在警长办公室有个好朋友，但我不想把他卷进来。”

他扬了扬眉毛。“为什么？你也许需要朋友。要是我们了解的什么警察说句好话，会对你很有帮助。”

“他只是我的私人朋友。”我说，“我不能骑在他背上。要是我有了麻烦，对他也没有好处。”

“那凶杀案办公室呢？”

“认识一个叫兰德尔的人。”我说，“要是他还在凶杀刑侦中心的话。我在办一件案子时跟他有过接触。但他不是很喜欢我。”

布雷兹叹了口气，抖抖脚，弄得他扔在地上的报纸沙沙响。

“这都是实话——还是你只是在耍小聪明？我是说所有重要的人物你都不认识？”

“实话实说。”我说，“但实话实说就是我的聪明。”

“和盘托出并非聪明。”

“我并不这么认为。”

他用一只长满雀斑的大手捏紧下巴。当他放下手时，脸上有些红印，那是手指用力留下的。我看着这些红印慢慢消掉。

“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却要在这里碍手碍脚？”

我点点头站起来，走向门口。布雷兹在我背后说：“把你家里的地址留给我。”

我说了地址。他写了下来。“再见！”他咄咄逼人地说，“别出城。我们要做个证词——也许今天晚上。”

我走出门外。楼梯口有两个便衣警察。对面房间的门开着，还有人在里面采指纹。楼下，我在过道里遇到了另外两个警察，分别在过道的两头。我没有见到那位胡萝卜色头发的男子。我走出大门。有辆救护车从路边开走。马路两边围了些闲人，但比起有些地方，看热闹的人并不是很多。

我沿着人行道走。有人抓住我的手臂，问：“出什么事啦，伙计？”

我甩开他的手，既没说话，也没看他，径直朝我停车的地方走去。

12

我回到办公室时已是晚上六点三刻，我开了灯，捡起地上的一张纸。这是绿羽快递的一份通知，说有个包裹到了，等我的电话，白天晚上随时可以送来。我将通知放在桌上，脱下外套，打开窗户。我从书桌的深抽屉里取出剩半瓶的老泰勒威士忌，喝了一口，在口里含了一会。随后我坐下来，握着凉凉的瓶颈，心想做一个凶案警察会是什么感觉：看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满不在乎，也不必溜出门时擦干净门把手，不必考虑说太多会伤害客户，说太少会伤害到自己。但我还是不喜欢做个警察。

我拿起电话，看看通知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他们说我的包裹马上可以送来。我说我等着。

此刻窗外渐渐暗下来。汽车来往的喧哗声也轻了些，从窗户里透进来的空气还没有夜里的那份清凉，却有白日将尽时灰尘、汽车尾气和晒烫了的墙与人行道冒出的热气的味道，还有远处众多餐馆发出的食物味道。要是你有个猎狗的鼻子，也许就能闻到从好莱坞山上那些住宅区飘来的一股特别的公猫味，那是在炎热的天气里桉树发出的气味。

我坐着抽烟。十分钟后，有人敲门，我开了门，一个戴制服帽的男孩让我签了字，交给我一个方形小包裹，宽不过两英寸半，甚至更小。我给了男孩一毛硬币，听见他吹着口哨朝电梯走去。

标签上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很像打字机打出来的，比一般字体更大更细。我割断了把标签系在包裹上的绳子，拆开薄薄的牛皮纸。包在里面的是一只薄薄的廉价纸盒，纸盒上糊着牛皮纸，用橡皮图章盖了“日本制造”的字样。这种盒子你在日本商店就能看到，用来放一些雕刻的小动物或小件玉制品。盖子盖得很紧。我打开后看见里面垫着薄纸和棉絮。把薄纸和棉絮拔开，我看到一枚金币，约莫半美元硬币大小，闪着光泽，仿佛刚从造币厂出来。

向上的一面有只展翅的雄鹰，胸前有面盾牌，左翼刻着缩写字母E.B.。雄鹰四周有一圈小珠镶边。在小珠镶边与金币的光滑圆边之间刻着合众为一[1]的字样。底部刻着年份1787。

我将金币翻个面放在手上。它沉甸甸、凉阴阴的，我的手掌感到一丝湿气。另一面的图案是太阳升起或落于一座山顶，再就是两圈看上去像是橡树叶的图案，再就是几个拉丁字：NOVA EBORACA COLUMBIA EXCELSIOR[2]。在此面的底部，几个字体更小些的大写字母拼出了那个名字：布拉什。

我看着这枚布拉什金币。

盒子或薄纸里没有别的什么，纸下面也没有。手写的姓名和地址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谁用这种字体写字。

我往一只空烟袋里装了些烟丝，将金币用棉絮裹好，再用橡皮筋扎紧，塞进烟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