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那个人，然后溜之大吉。情况会不妙，很不妙。马洛，报告了三起凶杀案。那些死人差不多要堆到马洛的膝盖了。无论自己怎么解释，都不合理，逻辑上说不通。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一旦开口，我就不再是个自由的侦探了。那我现在所做的，我所发现的就会到此为止了。

卡尔·莫斯可能因医生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保护梅尔。或者他会觉得从长远考虑，让她把所有的心事一吐为快，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心事，会对她更有好处。

我又回到那张蒙着椅套的椅子那儿，咬着牙齿，抓住他的头发，将他的头从椅背处拉开。子弹从太阳穴射入。这情形可能是自杀。但路易斯·瓦尼尔这样的人不会自杀。一个敲诈者，即使是个受到恐吓的敲诈者，也相信自己有力量，并喜欢这种感觉。

我让他的头回到原来的位置，弯腰在地毯上擦擦手。弯腰时我看到瓦尼尔手边那张桌子的下层架子下露出一幅镜框的框角。我用手帕把镜框拿出来。

玻璃已经破了。镜框是从墙上掉下来的。我可以看到那颗小钉子。我可以猜到镜框是怎么掉下来的。有人站在瓦尼尔的右边，甚至靠着他，这个他认识且并不害怕的人突然掏出手枪，朝他的右侧太阳穴开枪。随后，受到血或射击冲击力的惊吓，杀手朝后一跳，靠着墙，将镜框碰下来了。镜框的一角落到地上，弹到桌子下面。杀手太小心或太害怕而没有去拿。

我看看镜框。这是一幅小小的画，并不特别。画中一个穿紧身衣裤的人，袖口有花边，一顶丝绒圆帽上插着根羽毛，从窗户里探出身子，显然在对楼下的什么人叫喊。楼下的情景不在画中。这是幅彩色翻制品，而它翻制的原画本身就无甚价值。

我在房间里到处察看。还有其他的画，几幅相当漂亮的水彩画，几幅版画——如今看来很老派的版画，还是说并非版画？一共有五六幅。好吧，也许这家伙喜欢这幅画，然而为什么？一个男人从高高的窗户探出身去。很久以前。

我看看瓦尼尔。他对我根本没有帮助。一个男人从高高的窗户探出身去，很久以前。

起初，这个想法的产生很随意，我几乎没有注意，差点弃之不顾了。就像一片羽毛轻飘飘的。又如雪花落地。一扇高高的窗户，一个男人探出身去——很久以前。

这个想法水到渠成了。就像电焊，火星四射嘶嘶作响。很久以前从一扇高窗——八年前——一个男人探身——探得太多——一个男人跌下去——跌死了。一个名叫贺拉斯·布赖特的男人。

“瓦尼尔先生，”我不无赞赏地说，“你演得太妙了！”

我把画翻过来。背面写着日期和钱的数目。日期几乎长达八年，钱的数目大多是五百美元，几笔七百五十美元，两笔一千美元。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总数。总数是一万一千美元。瓦尼尔先生没有收到最后一笔付款。钱到来前他死了。以八年计，这不是一笔巨款。瓦尼尔先生的主顾很能讨价还价。

镜框底板是用留声机的铁针钉在镜框上的。有两枚铁针已经掉了。我设法将底板弄松。在底板和照片之间有一只白色信封。信封封了口，信封上没写字。我撕开信封。信封里有两张四方的照片，一张底片。这些照片都是一样的。照片上一个男人大幅度探身窗外，嘴张开，喊着什么。他的双手放在窗框边的墙砖上。他身后有一个女人的脸。

他是一个瘦瘦的黑发男子。他的脸不是很清晰，他身后那个女人的脸也看不太清。他探身窗外，喊叫着什么。

我拿着照片，注视着。眼下我还看不出什么。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看了又看。过了一会，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这东西很细微，但很关键。那个男子手的位置，靠着安置窗框的墙角。这双手没有抓着任何东西，没碰着任何东西。只是他手腕的里侧靠着砖砌的墙角。这双手是在空中。

这个男人不是探出身去，而是正在跌落。

我把照片放进信封，把底板折起来，连同信封塞进我的口袋。我把镜框、玻璃和照片藏在衣橱的毛巾下面。

刚把这些事做完，一辆汽车停在房子外面。路上响起脚步声。

我赶紧躲进拱门的帘子后面。

30

前门开了，又轻轻地关上。

一时很安静，就像人在冷空气里呼出的气息，接着一声凄厉的尖叫，随之是一阵绝望的哀号。

随后是一个男人愤怒的声音，说：“马马虎虎，不怎么样，再试试。”

女人的声音说：“我的上帝，这是路易斯！他死了！”

男人的声音说：“我也许错了，但我还是觉得这儿太臭了。”

“我的上帝！他死了，亚历克斯。做些什么——看在上帝份上——做些什么吧！”

“好啊。”亚历克斯·莫尔尼硬邦邦的声音说，“我应该做。我应该让你看起来就像他一样。浑身是血。我应该让你一样去死，一样冰凉，一样腐烂。不，我不必那么做。你已经这样了。一样的烂。结婚八个月，和那样一个家伙鬼混，对我不忠。我的上帝！我怎么会想到和你这个荡妇结婚？”

他说到最后几乎是在吼叫了。

那女人又发出一阵哀号。

“别磨蹭了。”莫尔尼怨恨地说，“你以为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你别骗人了。盯了你几个星期了。你昨晚在这儿。今天我来过这儿了。这儿的一切我都看到了。香烟上你的口红，你喝过的杯子。我现在就能想到你那副样子，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揉他油腻腻的头发，趁他色眯眯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