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在审查场所内看似“诚恳”却避重就轻的“自我批评”，非但没有动摇中央纪委调查组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其深挖彻查、不放过任何疑点的态度。督导组方面，陈阳和林岚等人也从未放松对刘建国案的关注与配合。虽然主要调查工作由中纪委主导，但督导组在前期侦查中积累的大量线索和证据，特别是从高明远、王建军、苏媚、李玥等人处获取的、指向刘建国海外资产和隐秘利益输送的信息，是突破此案的关键一环。将这些分散、模糊的线索，转化为清晰、确凿、可被司法采信的证据，是督导组当前一项极其重要且高度敏感的任务。

“刘建国的问题，核心之一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海外资产隐匿。”陈阳在督导组内部专项会议上强调，“高明远、王建军的供词，苏媚的录音和证言，李玥对账本的指认，都反复提到了‘干股’、‘分红’、‘海外账户’、‘信托基金’、‘特定关系人’等关键词。我们必须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在国内权限范围内，对这些线索进行最大程度的核实、固定和延伸侦查，形成扎实的证据链条，为中央纪委的审查工作提供最有力的支持，也为未来可能的境外追赃追逃奠定基础。”

这项工作，技术性、专业性极强，且涉及跨境因素，敏感度高。督导组协调了省公安厅经侦、技侦、网安总队，省国家安全厅相关部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驻省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省分局等专业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海外资产线索核查专班”，由赵刚远程指导（伤情稳定后已部分恢复工作），林岚负责总体协调，具体技术侦查由省厅专家负责。

核查工作从几条相对清晰的线索入手：

第一条线索，来自苏媚的录音和供述。 她提到，高明远曾透露，在“江城新区核心地块”等几个利润丰厚的项目中，给“老爷子”（刘建国）留了“干股”，收益通过海外公司运作，再以“投资收益”或“顾问费”等名义，转到刘建国指定的海外账户或其亲属控制的公司。她隐约记得高明远提过一个名为“星辰国际”的离岸公司，以及一个与刘建国儿子在美信托基金可能有关联的“咨询合同”。

第二条线索，来自王建军的供述。 他证实了高明远通过离岸公司为刘建国持有“干股”并进行利益输送的模式，并补充提到，刘建国的儿子刘浩在加拿大留学及购置豪宅的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与高明远的“安排”有关。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刘建国似乎通过一个香港的“法律代表”处理一些海外财务事宜。

第三条线索，来自李玥对龙兴集团“秘密账本”的破译。 账本中有一个标记为“鼎”的特殊分类，记录了多笔流向海外数个贸易公司和咨询公司的“服务费”、“佣金”，金额巨大，且收款公司名称与正常业务关联性很弱。其中一家公司，英文名缩写与苏媚提到的“星辰国际”相近。李玥回忆，高明远曾说过“给上面的香火，要像鼎一样稳当”。

第四条线索，来自对高明远、王建军等人查封物品的电子数据恢复。 技术人员从高明远一部加密笔记本电脑的残存数据碎片中，恢复出几个加密的电子文档，里面有一些英文的合同草案片段和银行账户信息，涉及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和开曼群岛的注册公司，受益人信息被隐去，但文档属性中残留的创建者和修改者信息，指向一个与刘建国侄子有关联的咨询公司。

核查专班以这些线索为起点，如同精密的考古学家，开始在国内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层层剥离和交叉验证。

第一步，国内关联公司与资金流核查。 经侦人员首先对与龙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有上述“异常”资金往来的国内公司（多为咨询、贸易类空壳公司）进行工商、税务、银行流水调查。发现这些公司注册资本低，实际经营业务稀少或不存在，但其账户却接收了来自龙兴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大额汇款，随后又在短时间内，通过复杂的分拆、转账，最终汇往境外（主要是香港、新加坡，也有瑞士、美国等地）。这些国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过层层穿透，最终指向了一些与刘建国亲属或早年秘书、司机等身边人有隐秘关联的自然人。

第二步，利用金融监管数据进行分析。 在反洗钱和外汇管理部门的协作下，核查专班调取了相关时间段内，与上述国内公司及可疑个人相关的跨境资金流动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勾勒出了数条相对清晰的资金“出境”路径：往往是通过虚构贸易背景（如高价进口废金属、低价出口电子元件）、服务合同（如虚高的技术咨询费、品牌使用费），或者利用地下钱庄、虚假跨境投资等方式，将资金转移至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在香港，资金会进入一些注册信息高度保密的公司账户，然后再次分散转移，最终流向欧美等地。

第三步，对特定境外实体进行有限度的信息筛查。 通过与相关部门的国际合作渠道（如金融情报交换、特定案件协查），在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的前提下，核查专班尝试获取“星辰国际”等几家高度可疑的离岸公司的基本注册信息、董事股东名单（往往也是代持人）、以及与其有密切资金往来的银行账户概要信息（不涉及具体交易细节）。反馈信息显示，“星辰国际”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名义股东和董事均为境外注册的信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