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市区那家小旅馆的房间，似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信息堡垒。窗帘终日紧闭，电脑屏幕的光映在周彤略显疲惫却异常专注的脸上。桌上散落着笔记本、录音笔、几份皱巴巴的地图，还有那台差点被抢走的相机——存储卡早已取出藏好。

自从在“富源矿”附近死里逃生，又被神秘人警告后，周彤知道自己已身处险境。吴德彪的人肯定还在找她，或许马天成也知道了她的存在。直接外出采访风险太大。但她并没有停止调查，而是改变了策略：利用之前建立的联系网络，通过电话、加密通讯软件，进行更隐蔽的远程访谈，同时梳理消化已经获取的线索。

她的目标，从广泛的“矿产调查”，聚焦到了最核心、也最可能获得突破的群体——矿产工人。他们身处第一线，是马天成垄断帝国最直接的承受者，也是了解内情最多的人。但让他们开口，比让村民开口更难，因为他们大多依赖这份工作养家糊口，恐惧更甚。

周彤首先联系了之前在劳务市场认识的那个比较健谈的中年矿工老杨。电话接通时，老杨的声音充满警惕和慌张：“你怎么还打来？不是让你别联系了吗？矿上有人打听过你！”

“杨大哥，你别怕，我用的是加密电话，他们查不到。”周彤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可靠，“我就想问问，你在矿上干得怎么样？工资按时发吗？安全有保障吗？”

老杨沉默了良久，电话那头传来他压抑的叹息声：“发是按时发，但……扣得多啊。名义上是‘绩效’、‘安全保证金’、‘设备使用费’，七扣八扣，到手的比说的少一大截。你不干？后面一堆人等着干呢！现在工作难找。”

“安全呢？我听说以前小矿事故多，现在大矿应该好点吧？”

“好点？”老杨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又猛地压低，“好什么！为了赶产量，有些该做的支护、通风检查，能省就省！上个月三号井巷冒顶，砸伤两个人，一个腿断了，矿上赔了点钱就打发回家了，说是他自己违规操作！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支护材料以次充好！可谁敢说？说了就别想在这干了，还要被‘保卫部’的人找麻烦！”

“保卫部？就是那个吴队长他们？”

“嘘！小声点！”老杨的声音带着恐惧，“就是他们！那帮人就是以前的打手，现在换了身皮，更横了！在矿上巡逻，看谁不顺眼就找茬，轻则罚款，重则打骂，甚至找个理由说你偷盗矿石，送派出所！他们就是马……就是上面养着的狗，专门咬我们这些干活的人的！”

周彤快速记录着，心脏因愤怒和同情而收紧。“杨大哥，像你这样有怨气的工友多吗？”

“多，怎么不多？可有什么用？抱不成团。谁敢挑头？前年有个老工人，技术好，人也有威望，因为工伤赔偿不合理，带着几个人想去上面反映。结果呢？没出矿门就被吴德彪带人拦下了，打了一顿，说是‘聚众闹事，破坏生产’，开除！后来听说他家在外面做小生意的铺子也被人砸了，儿子上学路上还被混混骚扰……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公开说不字了。都是敢怒不敢言，为了口饭吃，忍呗。”

周彤感到一阵窒息。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和高压控制，比直接的暴力更令人绝望。她谢过老杨，叮嘱他千万小心，结束了通话。

她需要更多样本，更需要更具体、更能刺痛人心的细节。她想起了之前在矿区附近小镇五金店老板提到的“草场被占、羊圈被烧”那户人家所在的村庄。或许，那里也有在矿上干活、同时家里遭受侵害的工人，他们的双重困境可能让他们更有倾诉的欲望。

她通过一个辗转的联系人（一位同情村民遭遇的乡镇医生），最终联系到了那户人家的男主人，一个在宏源矿区开运矿车的司机，叫根生。

电话里，根生的声音沙哑而麻木，仿佛已被生活榨干了所有情绪。

“记者同志，我知道你想问啥。我家的事，你也听说了吧？草场被推了，羊圈被烧了，八十多只羊死的死跑的跑，一年的指望没了。补偿？就给了点青苗钱，连本都不够。我去找，去告，没用。乡里说矿上是重点企业，要支持。矿上‘保卫部’那个姓吴的，还威胁我，说我再闹，让我开不了车，全家在金州待不下去。”

“那你在矿上开车……”

“开车？”根生苦笑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车是矿上的，油是矿上的，拉的每一车矿石，都有数。工资是死工资，想多挣？没门。车子保养维修，稍微多报点，就被查，说我吃回扣。迟到早退，罚；车有点小毛病没及时报，罚；连在矿上吃饭掉了几粒米，被‘保卫部’的人看见，都能说你浪费粮食，影响不好，罚！我们这些开车的，就像被套上笼头的牲口，只能埋头拉车，不能叫唤，更不能停下来。”

“那你没想过离开？”

“离开？去哪？”根生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我会开车，但只有矿上这种大车经验，别的单位不要。家里老婆有病，孩子上学，父母年纪大了，都指着我这点工资。离开金州？房子、地都在这儿，能去哪？再说……”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马……那个人，势力太大了。我听说以前有技术好的工人想跳槽去外地，手续都被卡着办不下来，家里还莫名其妙出事。谁敢走？”

根生的讲述，勾勒出一幅令人心碎的图景：一个普通工人，在岗位上被严苛盘剥，家庭遭遇暴力侵害却申诉无门，想逃离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