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屯解放前没有多富的人家。日子好点的，一个是李馍们家，他家是土匪，田亩虽不多，但外财不断。再一个是李石家，李病吾是看病先生，“饿死国公，饿不死先生。”看病先生家虽无大富，但也没多穷的。虽有一家地主，但仅有五六十亩地，平时连花卷馍都舍不得吃，日子还没有李病吾和花鱼儿家过得滋润。

　　这个地主就是李子棠的儿子李干奎。他识几个字，乡政府想动员他出来工作，当乡财粮（解放初职务，相当于会计）。可是他胆小，邻村有两个地主叫枪毙了，这天乡政府让娄庆通知他去乡里谈话，他就害怕，一根麻绳吊死了。这样，21岁的吴秋云就成了寡妇，3岁的李长树就成了孤儿。吴秋云守了20年寡，熬到了1971年，把孤儿李长树熬成了23岁的小伙子。

　　李长树知道妈妈守一辈子寡，把自己养大不容易，所以特别孝顺。吴秋云有长秧子病，浑身疼，长夜睡不着。到医院看吧，没钱；到大队卫生所看吧，自己成分不好，不让参加合作医疗。为了给妈治病，李长树除了一天也不耽误工分外，就千方百计搞点副业。副业是毛主席时候的一个专用名词，后世之人必须看词典才能弄明白。那时全党大办农业，农业就是农村的主业，所以农民想干点儿农业以外的事情弄俩钱儿花花，就叫搞副业。许多生产大队都建有副业队，有的组织一帮子人拉架子车，有的组织一帮子人到火车站去卸煤、扛粮食包。生产小队不让干，个人更不让干。个人干是资本主义尾巴。1971年的时候，专门有个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偷着喂头驴的，偷着到山上挖药的，偷着卖鸡蛋的，偷着行医的等等，都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割的办法就是没收钱物、批斗、游乡、办学习班。个人允许搞的副业是养猪、养羊、养鸡，但严格限制数量：每户鸡5只，猪一头，羊两条。一只鸭顶一只鸡，一只鹅顶两只鸡。不准养兔。严禁养马、养牛、养驴。

　　李长树母子两人，所以养了5只鸡、一头猪、两条羊。满负荷了。

　　但吴秋云整天药罐不倒，花钱多，李长树还隔三岔五地买只鸡、买只老鳖什么的，给母亲补补身体。所以，那点副业根本不够。

　　李长树会石匠手艺，抽在大队副业队干活。副业队又叫石工队，用升龙崖上的青石头打门墩，打牛槽，打擂臼。

　　李长树就想偷偷地打擂臼卖。门墩一个几十斤，牛槽一个几百斤，不好掖着藏着；擂臼小，一个就十几斤，打好后便于往外携带。

　　于是，上工时李长树就比别人多带了一个荆条箩头。别人休息他不休息，他到山坡上去割草。名义是割草，实际上是偷着往家带石料：在山坡上捡一块石头放箩头底下，上面草一盖，谁也不知道。放工时带回家加班加点地干点副业，长资本主义尾巴。

　　当然，得绝对秘密地干。让人知道了，别说你是地主娃儿，就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也要斗你个七死八活。

　　可石匠活是硬三碰，铁锤碰钢钻，钢钻碰石头。3个龟孙都是暴脾气，孬好一碰，就叮当二声地叫唤，叫唤得满村都能听见。

　　这是个大矛盾。不过李长树早已胸有成竹，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李长树的院里，靠西墙根儿，有一个红薯窖。怪屯盛产红薯，家家都有红薯窖。红薯窖像打井一样竖着挖下去，挖到一米多时，往两边斜着挖，越斜越深。这样，红薯窖的内部空间，就是两个半瓮型。两个半瓮的结合部要留着，留有一尺来厚，形成井壁，井壁上挖上脚窝，这样好像一把竖梯从井口一直插到井底，便于人上下出入。瓮的肚子大小，要视这家每年所收红薯的多少而定，有的大窖能盛十来车红薯。

　　李长树就想在红薯窖里打擂臼。

　　李长树家的红薯窖是他爷爷李子棠（见《月牙桥》）活着时打的，比较深，井壁上磨得光溜溜的，长了许多绿苔。那天晚上下工后，他把草箩头放下，关上大门，揭开红薯窖盖子，进屋拿出一件小袄，取下挂在厨房墙上的勾担，用勾担勾勾着小袄，系到红薯窖里来回拉了十来下。这时民兵排长李石头推开大门，说：“长树哥，干啥？”李长树猝不及防，吓得一哆嗦，答：“啊……我我我拾点红薯。”石头说：“现在还有红薯呀？吃恁省！”李长树说：“还有几个，不知道坏没有，下去瞅瞅。石头，你有啥事吧？”李石头说：“我借你勾担用用。你正用着，就算了。”李长树赶紧把勾担塞给他，说：“给给给！我正好用完啦。”

　　李石头走后，李长树又把门关了，用杠子顶住。然后，把箩头里的草掏出来，一半扔到猪圈里，一半扔到羊跟前。一块石料就露出来了。他提着箩头来到红薯窖口，搬出石头就撂了进去。这时的瓮型红薯窖，就像大地的子宫，随着“嗵”地一声闷响，一个受精卵就被植入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开始着床发育。

　　从此，李长树一收工就钻到红薯窖里打擂臼。为了不让声音传出去，他进去后就把盖子盖上，出来时再用头把盖子顶开。那盖子是一个磨扇做的，二百来斤重，盖一次开一次都要手脚并用，累得脖儿梗生疼，头晕半天。

　　盖子一盖，窖里边一片漆黑。李长占就点了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这就出了问题，差点把他闷死。那是第一次下去。红薯窖里氧气有限，煤油灯着了一阵儿，就把氧气耗完了。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