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宗社大计，岂能辞避！”

钦宗正为这事头疼，一听此言，不禁一怔。他不相信似地看看康王，如释重负，马上任命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为副使。任命一下，钦宗便命内侍把康王带去殿阁，见一见宰执。

得知康王毅然自赴险地，为国分忧，众宰执都不免感慨，同时也羞愧无语。有人劝慰道：“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到河，也无别的意思。”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语掷地，闻者悚然！

这个康王赵构在后来北宋国破家亡时，成为被历史挑选出来收拾残局的人，看来是有必然逻辑的。

康王受命之后，怕夜长梦多，大金又会生出什么花样来，于是天天催促早些成行，说：“此岂可缓！”

高世则在临行前上奏，要求使用亲王仪仗护卫，以增加使团的分量。他认为若示之以弱，就更为虏所轻侮。

这个奏本在宰执那里卡住了，大家怕这样做会激怒大金，就压下了没报给皇上。

李纲见康王为质的事己无可奈何，心里恨金国之极，决心扣留发给三镇的割让诏书，拖一段时间再说。他警告书吏们：敢马上发出者，斩！他想等四方勤王之师汇合之后，徐为后图，为保留三镇争取最后一线机会。

一方在拼命维护国家尊严，一方唯恐卖国卖得不彻底。这几乎谈不上是信仰的较量，而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较量。

正月十一日，满汴京都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大金国重兵攻打京城，欲尽行杀戮，搬取财物（这是吓唬老百姓的说法，说大金要屠城，并无证据）。朝廷以生灵为念，遣使议和，只要金银犒师，人马方肯退回。朝廷将公家司库的财物和文武臣僚之家的金银都搜集上来，以应付大金，但仍不够数。为吾民免于肝脑涂地，号召在京士庶之家，将手头的金银权且借用给国家，限日落时分送到左藏库，如有隐漏藏匿者，处以籍没家财。同时允许他人告密，被告者所藏之物，一半赏给告密者。如富商交纳的数目多，可量才度用，安排为正式的文武官职。卖国卖得如此雷厉风行、如此周密严谨，堪称奇绝！看来，“好事做得马虎，坏事做得精彩”，是自古已然。

此后半个月内，钦宗与宰执们以疯狂的工作态度聚敛金银，从皇帝的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到六宫、官府的器皿“皆竭取之”，而后又向臣僚、庶民之家索取。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出幽默和诡异。大宋蒙受如此屈辱，钦宗不能不对父皇统治时期的得失进行反思。堂堂大国被一个边远小国逼得左支右绌，二十岁出头的青年钦宗总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出来。他早年在亲王藩邸时，就知道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其中的王黼还曾帮助郓王赵楷谋夺帝位，因此钦宗对“六贼”也是深恶痛绝。

现在，清算这批家伙的时机到了。国家要钱用，你们这些贪官也该做一次大贡献了！在这场空前的丧权辱国行动中，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惩贪行动。

十二日和十五日，钦宗连下两道圣旨，差专人会同开封府，拘押童贯、蔡京等“六贼”一党共十余人，明令对他们以及亲戚的家财“直取”入国库。

这次政治经济大清算，还殃及了池鱼。对前朝皇帝姘头李师师等一批娼优之家，钦宗也不放过，逐一点名，下令籍没家财。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上奏，请求对士庶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此举不但能示民以信，还可激励他人。钦宗照准了，一批民间献金的积极分子光荣地被封了官。

可是，搜刮到十九日，从宫廷、官府和民间搜来的财物，与大金索要的数目，还差得远。

翌日，钦宗就此事在福宁殿召见大臣。宰执因为搜刮来的金银数目太少，都惶恐谢罪。只有李纲傲然而立，“独不谢罪”。

当天，负责搜刮财物工作的中书侍郎王孝迪提出，过去的做法还是心太软，要搜刮就不能听凭老百姓自愿。朝廷困难，这次就索性让全民买单吧！他建议：若想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金军，就应“多揭长榜于通衢”，也就是在大街上遍贴布告，立下时限，让官民把家产全部送往官府。到期满还不送者，斩之。并允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其他人告发，许诺把被告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

这个布告当天就贴满了全城，布告上说：百姓到今日，只有以金帛买命，否则虏入城后，必将“男子尽杀，妇女尽掳，宫室尽焚，金帛尽取”，那才是大难临头！布告明令：“自本月二十一日为限，除执政、侍从官、宗室、外戚都要把家中所有金银尽数送库外，其余士庶诸般人等，并于两日内，罄尽所有金银，立即送官！否则期满后，准许他人告密。”

王孝迪怕老百姓不听命，还在布告里好一通吓唬：“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望士庶体谅朝廷忧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一旦事定后，按贡献给予恩赏。如敢故违者，并行编配（发配充军）。”

布告一出，全城大扰。老百姓纷纷痛骂当局：“前有‘六如给事’，今又出‘四尽中书’，满朝皆国贼也！”

老百姓怨是怨，但怎能挡得住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这次的搜查非常彻底，连僧道、尼姑、妓女、乞丐、福田院（养老院）老者都在搜查之列。期限满后，朝廷搜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期间，十七、十八两日，寒潮突至，汴京遭遇大风雪。城中柴米奇贵，物价飞涨，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