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愤恨之。京城之人、元帅府之人之所以那样说，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愤恨者，是公心也！”

张邦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却是振振有辞，说没有张邦昌就没有宋高宗，搞得李纲好不恼火。他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比如大户人家偶遭寇盗，主人家属皆被绑架去，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归来，仆人迫于众议归还所有，而欲以此为‘有功’，这可以么？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拥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个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谁不寒心？伪命臣僚一律不问罪，又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执政中若有意见不同者，请降旨宣召，臣愿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执政进殿，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辩论之时，黄潜善为张邦昌辩护最力，所说的大概不出李纲先前列举的那些。李纲与他驳难数次，黄潜善才表示服了。但仍然坚持对张邦昌的处理，放置到远处不如留在近处为好。

李纲大怒：“张邦昌应当正典刑（砍头），还分什么远近？假使在近为好，也应囚禁，今日反而尊崇如此，是何理由？”

黄潜善无言以对。

高宗便问吕好问：“卿围城时在城中，知其详，你说该怎么办？”吕好问说：“邦昌僭窃名号，人所共知。然而既已自行归来，还请陛下裁处。”而后又讲了唐德宗的一段往事，附会黄潜善的“在远不若在近”之说。

李纲虽然知道吕好问在迫使张邦昌放弃伪政权一事上有所贡献，但他不能容忍吕好问的这种“绅士风度”，便对高宗道：“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张邦昌既已僭逆，岂能留在朝廷，使路边百姓指手画脚，‘此亦一天子哉！’”

说罢，李纲泣下而拜，大声道：“臣不愿与邦昌同列，见面则以笏（上朝时用的记事板）击之。陛下欲必用邦昌，请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

高宗颇为感动。汪伯彦见气氛不对，也赶忙赔小心道：“李纲气直，臣不及！”

自古忠奸不两立，也确实不用多说。高宗便问李纲：“卿欲如何处置？”

李纲说：“邦昌之罪，理应诛夷。陛下若考虑他属于自归，可免其死而远窜之（流放）。其余受伪命者，按情节谪降可也。”高宗考虑了一下，说：“朕今日就批出你这札子，明日来领旨吧。”李纲退下后，心想：像张邦昌这点儿事，顺逆如此明显，犹费力如此，其他的事岂能不忧？到当晚，议僭逆的札子果然批出来了。第二天，李纲同执政面见皇帝，黄潜善仍坚持了一下，但最终定了下来，将张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

李纲这才松了口气：这个结果也算是对天下有了个交代。接着，君臣又谈到议伪命的札子。高宗说：“国家颠覆，不闻士大夫死节，往往是因为有利可图。听说，王及之坐在王府宅门大骂诸王，余大均诱骗宫女为妾。这些事，卿知道吗？”

李纲奏道：“多年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时，士大夫视两宫播迁如路人一般，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唯有李若水，在外唯有霍安国，其余未有所闻。愿下诏命京城与诸路好生探访，如有为国死节者，则多加抚恤。王及之、余大均之流，交给御史台审理，必能查实。臣听说，金人当初欲废赵氏，立张邦昌，让吴幵、莫俦两个人传达旨意，两人为此来回跑了好几趟，京师人谓之‘长腿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亲，令居民结保（互相担保），不许藏匿。抓到宗室之后，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后，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亲王出城，冷酷无情。后又受伪命为执政。这四个人当为罪首！”高宗当即询问吕好问，吕回答情况属实，于是这四人均被贬到广南边远州军安置，其余附逆官员也都依次贬谪。对壮烈殉国的李若水、霍安国则追加了官衔，以示褒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阻挠李纲为相的颜中丞恰好也是附逆官员，此时见势不妙，赶紧上了待罪奏疏。执政们的意见是让他仍任原职，但高宗还是把他给降了职。

奏事完毕，执政退下，宰相李纲照例留下。高宗对他说：“卿昨日在内殿争论张邦昌事，内侍（宦官）们听到后，都流了泪。卿今日可以安心受命为相了。”

高宗在这个时候对李纲十分信任，对李纲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这位中兴之主。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国家今后全赖陛下刚健不息，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所以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

李纲提出，想把上述几位君主的事迹，摘录一部分编成一本书，供皇上闲暇时观览，以古鉴今。高宗欣然同意。

接着李纲又说：“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