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

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愚直好论事，为众人所不容于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后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详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职，虽死无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姚崇进言十事，皆中一时之病，大多施行，后世赞美之。臣慕其为人，今也有十事上达，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为相。”

“你说吧，无妨！”高宗答应得很痛快。

李纲说的这十条，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其一曰：议国事。李纲认为，中国抵御夷狄之法，无非“战——守——和”三个层次，基础是要能战。靖康末期，这三样一样也不行。而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那样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陛下您刚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以慰人心。汴京暂时不可居，则可巡幸各地。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原江宁府）。

其三曰：议赦令。祖宗在登极时，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所有罪官一律复职，太过泛滥，必须改正，应按法律赦免。

其四曰：议僭逆。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临难不能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为三公，不当。应正典刑（杀掉），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国家有大变故，鲜有死节之士，反而是奉贼旨、受伪官者不可胜数。昔日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对受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应仿效，以激励士气。

其六曰：议战。军政久废，士气怯懦，应刷新纪律，赏罚分明。其七曰：议守。贼情狡诈，势必复来。应在江、河、淮沿岸布防，扼守要冲。

其八曰：议本政。多年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应归政于中书省，重建朝廷尊严。

其九曰：议责成。靖康年间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绩来。应审慎择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实实做出政绩。

其十曰：议修德。皇上初应天命，应注意修养“恭、俭、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兴。

这十条，每条李纲在阐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详细的解释，条理分明。高宗接过“议十事札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颜悦色地说：“待有空细读，有应当施行者，一定批出来。”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来议国事、巡幸、赦令、战、守五项，其余五项留中不发，没批准。再过一日，李纲与执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讨论已批出的五项。对这五项，高宗基本照准。唯有赦免令一项，说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员，再追回成命很难。不过高宗肯定了以后选官要优先选取忠诚者，并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单列出，按照等级逐步复职，不搞一刀切，多少表示一点儿惩罚。

李纲见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项、批出五项，其中是有些名堂的，于是又单独留下来，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责成、修德三事不是具体事项，自应留中。唯议张邦昌僭逆、议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处分。”

高宗所扣住的议僭逆、议伪命两项，正是李纲认为中兴大宋必须要做的两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钻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党同伐异。他之所以坚持惩治叛变行为，是与一个长远考虑有关的。

目前的南宋从表面看起来，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并未易帜。但实质上与北宋在国力上有了天壤之别。过去，北宋是天朝大国，辽金再怎么强，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与南宋已分庭抗礼，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几乎是一个偏安政权了。

李纲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复”。他认为：若要恢复河北河东，就要打掉精英集团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如果整个上层政治精英毫无国家荣辱观，遇敌则降，不肯抵抗，且事后高官照做，不受惩罚，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

惩治叛变行为，就是为了制造中兴、光复的浓厚舆论氛围，以便今后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围绕“恢复”做文章。

而高宗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想好大政方针，凡事只是采取一个谨慎态度。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对他来说，这药似乎太猛了一点。即位之初到处都要用人，这样一竿子打下去，还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他颇为犹豫。

所以，他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人与卿的议论不同，等协商好了再说。”

李纲内心一阵冷笑：不过就是那几个“邦党”而已！他抢上一步，向高宗陈述己见，侃侃而谈：

“现在各方面对张邦昌的议论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判断之。京城的人，说他们因张邦昌立为皇帝而得生，且免于再次被搜刮金银，因而赞美他有德；元帅府的人，则说张邦昌不待征讨就主动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宽恕；而天下之人，则说张邦昌是出于不得已而奉迎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