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像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皇帝驻跸处）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畏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镇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兵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以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

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开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凡事无不请教，视若老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两人每日见面所议，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

七月某日，在议事时，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对诸大臣说：“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带来此物，领子中有他亲书‘便可即位，来救父母’几字。”

睹物思人，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

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都流泪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应藏之太庙，以示后世。道君皇帝远幸沙漠，寄厚望于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以实现陛下的孝思？”

等诸执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就与李纲探讨起靖康年间的得失来。

在高宗印象中，钦宗皇帝在位时，处理政事相当勤奋，所以他很奇怪：“渊圣（指钦宗）批阅奏章，有时终夜不寝，而结果有播迁之祸，这是为何？”

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于是答道：“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美德闻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劳恭俭，虽古之贤主，也胜于他不多。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议论纷纷，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