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所惑，所以最终误大事。人主之职，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吃饭由卫士传餐，亦无益也！”高宗听了精神一振，觉得这“抓大放小”之说甚有道理。

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靖康初，金人犯阕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做对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禅位（使金人出师无名，并挽回民心），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稳定军心）。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就可无事。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以至出了大变故。和之失在于，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但我方一切皆允诺，这是向敌人示弱。一旦不能兑现，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战之失则在于，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臣献策说不宜分兵，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待其无粮，围而击之，一举可破。可惜当时不以为然，将兵权分开，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贼退又不肯追击，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臣以为，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方可成功！”

高宗还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来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早就归纳出了五条，当下逐一道来：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国虚实，也没想到要“犯京阕”，只是因为中国失备，被他们钻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第二次，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战争目标清晰，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军至城下，不数日，勤王之兵已至，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备的主力——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城并没被围死。勤王兵一到，“贼”即敛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决开水口，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城中音信不通于外，勤王兵也进不了城。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其四是，第一次被围，正逢钦宗刚即位，人心振奋；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赏罚失当，人心背离，战斗力随之大减。

其五是，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号令严明，昼夜检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