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臣蒙陛下眷顾，登极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唯有赖陛下明察。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

公告为了使宰相去职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罗列了李纲的一大堆罪状。譬如，说李纲募兵买马、劝民出财是扰民之罪；议伪命是为报私怨；扣住御批不发是轻慢君命；不处分翁彦国是包庇姻亲；对傅亮渡河有异议是阻挠王师北上……林林总总，竟归纳了十多条！

高宗不可能有闲心去罗织这些，不用说，这都是黄潜善拟好了稿子，密付给词臣，让词臣照抄出来的。

李纲立即上表，连观文殿大学士也要辞去，只求净身一个回归故里，但高宗不允。

滑稽的是，原先将李纲升为左仆射的任命，至此李纲还没来得及正式接受呢。高宗不管荒唐不荒唐，叫人把两个任命书一起发下。李纲不得已，只得接了这一褒一贬两个任命书，拜谢后，立即收拾行装，回了无锡梁溪。

他这一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

在黄潜善扳倒李纲的政潮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张浚。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来成为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和抗金统帅，但他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文职官员。在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参加了高宗的登基仪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为殿中侍御史。

张浚这人在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按理说是应该赞成和同情李纲的。但历史的诡吊无处不在：张浚不单是被黄潜善看中，偏巧那位被清算的宋齐愈又是他的好友。宋齐愈被杀本是高宗自己的意旨，可是张浚却迁怒于李纲——他恨，没有李纲的所谓“议伪命”，我这好友能掉脑袋吗？

于是，李纲刚一提出辞职，张浚就附和黄潜善，奏论李纲独擅朝政、私改圣旨、任用亲信，包庇姻亲等罪，攻击甚力。在李纲被罢相后，张浚仍然心有愤恨，继续攻击不已。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浚就因积极主张“修备治军”，而和黄潜善闹翻了。几年之后，他与李纲之间的恩怨过节，也在李纲的主动努力下终于消解。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员群体绝大多数是同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孔孟之道。但是在皇权体制下，官员有官员的一整套潜规则，不服从不行，孔孟之道不过是华丽的幌子和说词。真正能践行孔孟之道的人，数量上微乎其微。做到了宰相这样高的官职仍能坚守孔孟之道的，就更属凤毛麟角。

李纲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