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清湘门检阅水军，“旌旗戈甲一新，观者如堵”。湘人从来没见过这个，都叹为鬼斧神工！李纲也是豪情大发，看见满眼旌旗风浪里，才觉得守不住荆州的刘景升，真是与鸡豚无异！

在他的治理下，荆、湖、两广四路从满目疮夷到安稳如山，不到半年就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到了绍兴三年三月左右，连湖南的军事也不让李纲管了，给了他一个提举西京（洛阳）嵩山崇福宫的虚衔，又让他回老家待着去了。

这次李纲的起复时间不算短，但是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李纲自靖康以来，两次主政，担负的都是整个国家的抗金大任，其地位之高，可以左右国家决策；但这一次，高宗只是让李纲参与地方平乱，不敢再让李纲涉及抗金大事了。

李纲的信念之坚定与威望之高，高宗都领教过。高宗宁肯被金人追得狼狈不堪，也不想再让李纲的意志左右朝政。

免职就免职，李纲还是像以往那样宠辱不惊，从醴陵取道江南，游览了武夷山之后，才回到福建老家。

李纲离开长沙的时候不仅将士感恩，老百姓也不分老幼，拥轮不舍。李纲此时也是伤感。他本来希望高宗对他就像魏文侯赏识乐羊那样，用而不疑，但是不成。眼下这样子，“大将呼来如小儿，片言罢去复何疑”——还有什么可说？说了能有什么用？

他想：才干仅及李牧、廉颇就已连遭诋毁；假如功高似韩信、彭越，那岂不是有杀身之祸了？

不过，转念他也就释然了，山林之趣，本是久已向往，此去正好遂了心愿。一离长沙，他便写下“鱼归江海身方适，鸟出樊笼意已舒”的诗句，又是一腔好兴致了！

归路上，他看见烟雨中农家已有新犁破土，心中大感安慰。只想着赶回去，要与昔日老友相聚，共约老于林下了。

绍兴四年，在李纲晚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家族则是人丁兴旺。这年七月中，他的第三子又给他添了个孙子。

而在江淮前线，这一年却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光彩之年。当年的五月，已升至蕲州、舒州制置使的岳飞，率部北上讨伐伪齐，连克数城。伪齐刘豫顶不住，向金求援。金与伪齐联军于十月，分道渡淮，大举来攻，此时，朝中主战派舆论已占上风，高宗在主战派官员的鼓动下，也有了相当的胆气，于十一月初下诏讨伐伪齐。他亲率六师（禁卫军），进驻长江一线，准备渡江亲征。宋军各路将领韩世忠、王师晟、张琦、岳飞等，在江淮各战场上连战皆捷！

实践屡次证明：两军对抗中，大宋只要态度强硬，金军劳师远征，群众基础又不好，一般是持久不了的。这次，在宋军的攻势下，金军率先撤退，伪齐军统帅闻讯也慌忙抛弃辎重，连夜奔逃。

在战争之初，李纲不能安坐，上了《捍御三策》，为前线战事出谋划策。其中关键一条是：“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京畿，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

十一月初六日，他在家乡得到高宗圣旨，圣旨说：“以公所陈，皆当今急务，已付三省与枢密院实施。”不久，又有褒扬令下来，表扬了李纲的忠诚和睿智，说他的“三策”是料敌于千里之外的超级谋略。随后，李纲又写了更详细的实施方案交上去。

绍兴五年的正月，高宗下诏，问李纲咨询有关边防事宜，李纲奉命，写了六条呈上御览。

二月，高宗起复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七月，又给李纲亲笔写了褒扬令，内有“首陈三策，恰为退敌之机；继上六条，实乃经邦之略。虽在休闲之中，不忘报国”之语。

看来，高宗在大捷之年，又想起李纲这位老主战派的好处来了。果然，到十月六日，有诏下，任命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这是李纲晚年第二次被任命为地方大员。这次的任职地靠近临安，是首都的屏障，官职虽然不如上一次显赫，但地位却更重要一些。可是两次任职之间，已有两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前线打得轰轰烈烈，却让一个心怀大志的老臣在家里赋闲，如此反差，情何以堪！命运对待李纲未免过于残酷了！

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

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