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

他告诫高宗，目前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坚决中止与金人的和议。他指出：“若议和，则必听其号令；若臣属之，则动辄为金人所制，身危国蹇，必至于亡！与其屈服仇敌、终归于亡，不如幡然改过、以振作士民之气，犹可转危为安，转亡为存，未为失策也！”

对于王伦之辈的求和主张，李纲与胡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力劝高宗：“正王伦误国之罪，处死而陈尸示众。若金使尚未入境，则闭门不纳；若金使已入境，则拘留而不遣返。请陛下降罪己之诏，反省前日和议之失，以激励天下臣民将士之心。将贿赂敌人之金帛，以募敢死之士，守卫边疆。此计一定，人心回转，天地神明亦当助我。强虏之师不战而屈矣！”

这道札子篇幅之长、论说之透彻、语言之激切，在李纲晚年都是十分罕见的。

他似乎是用尽了心力一搏！

但是，天心毕竟难挽回，大势去矣！李纲不聋不盲，知道高宗是“朽木不可雕也”，南宋偏安的局面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他这次自南昌回来，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少作诗。《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李纲平素热衷于作诗，以抒报国之志。即使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也有百余首之多。可是在绍兴八年和九年这两年中，李纲诗意阑珊，竟然只有寥寥几首。哀莫大于心死。

面对国家屈辱、暗淡的前景，李纲，心死了！

他看清楚了：这个国家的最上层，其喜怒悲乐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及其千万百姓的命运，完全脱离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物。国家或兴或亡，民生或苦或乐，是不在他们视野中的。

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保护着这个寄生集团，令其放心安享尊荣。以一人之力，是无法与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相抗衡的。

临歧路，路在何方？

唯有寄情风清白月罢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李纲《望江南》词）

可是高宗还在惦记着这位功高名著的“渔翁”。绍兴九年二月，高宗又要临时用一用李纲了，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这个职务是湖北、湖南的地方最高长官。当时，湖北是抗金的战略要地，湖南是南宋重要的腹心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但是李纲对高宗、对南宋的前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朝中，赵鼎因与张浚有矛盾，被秦桧钻了空子，被迫去职。一心投降的秦桧已完全掌控了朝政，主战派的种种理想，一切皆不可为了！

李纲耻于在此时去趟浑水，遂连上三章，以有病为由力辞。两个月后，高宗批下来，命李纲仍旧提举宫观，在家休养，不必去两湖任职了。

这年冬天，李纲的弟弟李维，从吏部员外郎升至秘书省，负责浙东有关事务。李维与哥哥分别已久，就借机向朝廷提出，请求去福建巡视，顺便见一下长兄。

兄弟见面，李纲在家中招待了弟弟近二十天，畅叙亲情。临别，李纲写了一首送行诗。此为李纲绝笔，此后，老人家再未动过笔墨。转年，也就是绍兴十年的正月十一日，高宗派了宦官徐珣，代表自己前来福建慰问李纲。

恰好也就在这几天，李纲的一位堂弟病逝。这位年纪很小的堂弟博学多识，李纲对他期待甚大，可惜入馆拜师后不久，不幸因病早逝。李纲痛惜不已，适逢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举行祭奠，老人家抚案痛哭，偶感风寒，当天即病逝于苍山松风堂，终年五十八岁。

巨星其殒，山海共悲！

一代名臣在风雨如晦中，走完了既雄壮又苍凉的一生。

当年十二月，李纲棺椁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

李纲的去世令高宗也很震动，他下诏追赠李纲少师，谥忠定。四年后，赠太保，七年后又赠太傅，位列三公，备极哀荣。

后世对李纲的评价，正面评价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宋史》对他的评价极为中肯：

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