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麼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麼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曖昧不明

的。

庄子的哲学裡也有关於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裡游，多麼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裡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準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卷二 语言孤独(3)

语言的局限性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準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曖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

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準确，準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孔子本来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裡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為然，他认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嚮往的。他重视的是什麼？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后就没有多餘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裡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

当我们以儒家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於今，有败於俗。」其罪状读起来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歷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叁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的牵连。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準，或者在潜意识裡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準确语言的快乐，因為我感觉到準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弔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準确，当语言愈来愈準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稜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

问渠哪得清如许，為有源头活水来

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麼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嘰哩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麼跌宕起伏、鏗鏘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唸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恆為成功之本，中间呢？

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唸的东西，因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

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產生意义。

六祖惠能颠覆语言

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值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產生新的意义。

宋代文学开始出现另一支系统，即所谓的「公案文学」，何尝不是一种颠覆？

公案文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