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收买，永远不被收编。

难道学运到此為止？

学运曇花一现，但是社会裡性别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都还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觉醒，為什麼不再有学运了？难道学运到此為止？下一个觉悟的学生会是谁？

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现代《史记》，我将要记录谁？是荆軻，荆軻在哪裡？是项羽，项羽在哪裡？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裡？我该如何书写这些决绝者在革命时刻的孤独感？

「革命」这个字义长期以来与「政治」划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於一个绝对的高度。

所有的政权，不论是如何起家，最终都会害怕革命。可是厉害的政权甚至连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没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泽东，他可以把革命变成一部戏：戴上红臂章（不要小看这个象徵性的动作，代表了毛泽东也是红卫兵的一员）支持坐在天安门前的学生，并且说了一句全世界执政者都不敢说的话：「造反有理」，因為他这麼一讲，没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对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这是极高明的招数，只能等歷史去算这一笔帐。

革命会被篡夺，革命会被偽装，革命会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对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验：要在什麼样的环境裡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传，才能把孤独心念传递？

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而对台湾的学运，我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绪，既高兴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难过学运成功得太快，人性裡最高贵的情操不足歷练，人性的丰富性也来不及被提高，是一种悵然若失的感觉吧！

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国会议堂中发言，我就会

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光釆，想起他们谈起理想时热泪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在他们心裡消失了？在短短几年之中，他们忘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那个巨大的梦。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可贵。

至於书写者？

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写楚汉相争时，已是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后，这本禁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让知识分子们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会如此被记录的，我相信，这便是文学书写者所扮演的角色。

卷四 暴力孤独(1)

在世俗的角度裡，尤其是汉文化中，「暴力」两字一向不是好的字眼，如果你有注意到近代或现代的西洋美学，会发现有一个不陌生的名词，就是「暴力美学」。暴力美学用在绘画上、在电影上及戏剧上，指的是什麼？我想以此作為暴力孤独的切入点。

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年代之间，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在作品中画上一些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得出来的人体，彼此挤压着，好像是想征服对方、压迫对方，或者虐待对方。那种人体和人体的关系，那种紧张的拉扯，培根不完全用具象事物表达。观看弗朗西斯．培根的画，画面上有一种侵略性的，或者是残酷性的力量，这个力量很大，观赏者并不清楚裡面所要传达的真正意涵，却可以从画面中得到一种紓解、释放，感觉到快乐，这就是「暴力」和「美学」的结合。

暴力美学使得Aesthetics（美学）这个字，不只表达表象的美，还包皮含着人性不同向度的试验。如果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那麼在美学裡，如何被传递？如何被思考？如何被观察？如何被表现？这些都变成重要的议题。

在培根之前，大约一九二○年代左右，有很多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家，就已经有暴力美学的倾向，画面上常常有很多爆炸性的笔触，有非常强烈的，使视觉感到不安的焦虑性色彩，这些都归纳在暴力美学的范畴裡。

潜藏的暴力本性

我们一向认為艺术是怡情养性，记得我小时候参加绘画比赛得奖，颁奖人对我说：「你真好，画画第一名，将来怡情养性。」听完，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发现我在画画时，并不完全是怡情养性，我像是在寻找自己，揭发自己内在的衝突，所谓怡情养性，似乎是传统对於美学概念化的看法。

现代美学的意义和范畴愈来愈扩大，不只是一个梦幻的、轻柔的、唯美的表现，反而是人性最大撞击力的呈现。和德国表现主义同一时间出现的是法国的野兽派，曾经在台湾展览的马諦斯就是这一派的画家，他的画作用了许多衝击性的色彩，巨大的笔触好像是要吶喊出一个最底层的、快乐的嚮往，这些都跟我们要谈的暴力美学有关。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暴力美学在西方美学领域，开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六○年代法国的「残酷剧场」（TheatredelaCruaute）创办人阿鐸（AntoninArtaud），在小剧场的舞台上，用很多碰撞人性的元素，在剧场中造成惊悚和震撼的力量，和传统戏剧所表达的概念非常不一样。一直到现在，残酷剧场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剧场中，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之前来过台湾的德国现代舞大师碧娜．鲍许（PinaBausch）。

碧娜．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