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机。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為什麼赞成统一，或為什麼赞成独立。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麼说？怎麼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為什麼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裡，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於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產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嘍。」

因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眾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

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眾，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麼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於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麼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麼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

处於生命荒谬的情境中

在〈暴力孤独〉中，讲到台湾最大的一个暴力事件主角陈进兴，死前签署了器官捐赠书，但是正等待换心、垂死的病人拒绝接受，他不要坏人的心臟。心臟原来不只是器官，还有好人心臟和坏人心臟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器官当作可以独立出来运作的零件，我们还会说这

是个好人的零件或坏人的零件吗？

这裡面可以有许多非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