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

“我会照顾艾伯特的。”平静下来之后，她说，“我会给他坟上放花。我不会告诉穆丽尔·斯诺。也不会告诉波特。没人需要知道。”

多丽不说话。她有些迷茫了，心神恍惚，似乎是在翻来覆去想一件事，又对它的沉重和陌生束手无策。

“茶真难喝，”米莉森特说，“我们能不能弄点能喝的？”她把茶杯里的东西倒进了污水桶。

多丽站在光线昏暗的窗前—固执、顺从、孩子气、女人味儿十足—她是米莉森特战胜过的最神秘、最疯狂的人，一个她就要送走的人。对她自己来说代价更大，米莉森特在想—比她能想象的更大。她给了多丽一个忧郁却意在鼓励的眼神，让自己不要再流泪。她说：“木已成舟。”

多丽走向她的婚礼。

没有人知道她会这么做。波特和米莉森特把车停在她家门口来接她时，米莉森特仍然有些焦虑。

“按喇叭，”她说，“她最好是已经准备好了。”

波特说：“她不是来了吗？”

是的。她在绸缎婚纱外面披上了艾伯特的浅灰色外套，她一手拎着阔边花式帽，另一只手捧着一束丁香。他们停下车，她说：“不，我想走路。这会让我的头脑清醒。”

他们开走了车，等在教堂门口，看着她沿街走来，人们从店里出来围观，有些车热情地按响了喇叭，人们挥手叫喊：“新娘子来了！”她离教堂越来越近，她停了下来，脱掉艾伯特的外套，她就像《圣经》中的盐柱一样，闪闪发光，如同神迹。

穆丽尔在教堂里弹风琴，在这最后的时刻，她也就没有机会发现她们全然忘记了手套，多丽捧着丁香枝子的那只手是光光的。斯皮尔斯先生已经在教堂里了，但他不顾规矩，走了出去，留下牧师一人站在那里。他像米莉森特记忆中的那样，又瘦又黄，凶巴巴的，然而，当他看见多丽把旧外套扔进波特的车后座，戴上帽子时(米莉森特不得不跑过去帮她戴好)—他显得那么心满意足。米莉森特看见了一幅图景，他和多丽爬得很高，爬到全副武装的大象身上，它驮着他们负重向前，去冒险。一个未来的预兆。她很是乐观，完全得到了解脱，对多丽耳语：“他会带你周游世界！他会让你活得像个女王！”

?

“我胖得像汤加女王了。”多年过去了，多丽从澳大利亚写信说道。信里附的照片说明她没有夸张。她的头发白了，皮肤变成了褐色，好像她的雀斑都散开混成了一片。她穿着一件很宽大的衣服，颜色像热带花朵。战争来了，旅行的念头全落空了，战争结束了，威尔基也病得要死了。多丽留了下来，留在了昆士兰，她的房产很庞大，她在那里种甘蔗、菠萝、棉花、花生、烟草。尽管她很胖，她也会骑马，还学会了开飞机。在地球的那一边，有时候她一个人去旅行。她射杀过鳄鱼。50年代她死了，死在新西兰，在去看火山的途中。

米莉森特把她说的那些不对别人说的话，告诉了每个人。她当然居功自傲。她回想起自己的灵感、自己的策略，没有悔意。“总得有个人果断出手。”她说。她觉得她是生活的创造者—在多丽这件事上，更见效，比她在自己孩子的事上更见效。她创造了幸福，或者接近于幸福的东西。可她忘记了那天她是怎么不知不觉地哭起来的。

婚礼对穆丽尔也产生了影响。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去了艾伯塔省。“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她说。一年之内她找到了一个丈夫—完全不是她过去结交的那种男人。有两个小孩的鳏夫。一个基督徒牧师。米莉森特觉得穆丽尔这样描述很奇怪。难道所有的牧师不都是基督徒吗？他们回来过一次—这次又多了两个孩子，他们俩生的—米莉森特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描述。抽烟、喝酒、赌咒，全都没有了，不再化妆了，她过去常演奏的音乐也没有了。她现在弹圣歌，她曾经嘲笑的那种。她什么颜色都穿了，还烫了一个糟糕的头—她的头发变得灰白，额头上立着一簇簇小卷。“过去的某些生活一想起来，真是要反胃。”她说。米莉森特感觉，她和波特就是属于让她反胃的那个时代的。

那座房子没有卖或出租。也没有拆掉，它的结构非常坚固，不会轻易倒下。它能世世代代地屹立，看起来仍是合情合理。裂缝里长出了树，树枝从墙砖中伸出，墙却没有倒。窗框向一角斜去，窗子却没有掉下来。门锁上了，孩子们却能进去，在墙上涂鸦，打破了多丽留下的瓦罐。米莉森特从来没有进去看过。

那是多丽和艾伯特过去做的事，后来是多丽一个人做的事。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开始了吧。每年的秋天，他们—后来是她一个人—捡齐所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核桃。他们捡呀捡，核桃越来越少，直到他们确认是最后一个，或者是倒数第二个。他们开始数核桃，把最后的总数写在地窖的墙上。日期，年代，总数。核桃捡回来后，就没有用了。沿着田埂倒下去，随它们烂掉。

米莉森特没有继续做这种无用功。她有很多家务事要做，她的孩子们也是。但是每年到了核桃落在长草坡的季节，她就会想起这个习惯，想起多丽直到死去肯定都会一直遵循这个习惯。习惯的生活，季节性的生活。核桃掉下来，麝鼠在小溪里游泳。多丽肯定相信她就应该过这种生活，她那合理的古怪，能忍受的孤独。也许她还会有另一只狗。

但我不许这样，米莉森特想。她不许这样，她当然是对的。她活到了一个老太太的年纪，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