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不是她自己的发明，而是早先威尔写的。那时当他们想上楼待着时，他常常写了贴在她门上。盖尔听说很多人都不欣赏这种无礼的行为，比如那些开车走很远的路来买婚纱的人，那些从外地来买上大学时穿的衣服的人。可她不在乎。

在克莉塔的阳台上，盖尔得到了安慰，她似乎稍微有了点儿盼头。和很多严重酗酒的人一样，克莉塔总是喝同一种酒—她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而且觉得换别的酒很好笑。不过，她会给盖尔来点儿杜松子酒、白朗姆酒兑苏打水，还介绍她喝龙舌兰酒。“这简直是天堂。”盖尔有时候会说。她指的不仅仅是酒，还有阴凉的阳台、带篱笆的后院，以及后面的老房子。房子里装着百叶窗，配有涂着清漆的地板、高高的使用不便的橱柜、年陈日久的印花窗帘。（克莉塔鄙视装修。）威尔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克莉塔也是。威尔第一次带盖尔来的时候，她心里想，真正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那种漫不经心与礼节的并存，那种对旧书和旧餐具的敬意，那些威尔和克莉塔习以为常去谈论的荒谬事儿。还有她和克莉塔不去谈论的事情—威尔的背叛、克莉塔的疾病。这病让她的四肢看起来像是消失在黝黑皮肤里的小树枝，在挽在脑后的白发衬托下，双颊深陷。她和威尔有着相同的猴子似的面孔，上面是一双恍惚嘲讽的深色眼睛。

克莉塔反而去谈她正在读的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她说，黑暗时代之所以蒙昧，不是因为我们无法从中学习，而是根本没法记住学到的东西，这全怪那些名字。

“卡德瓦拉，”她说，“艾格弗里斯，这些读出来根本就不像名字。”

盖尔试图记起哪个时代或者哪个世纪是黑暗时代，不过她的无知并没带来尴尬。因为克莉塔一直在拿这个话题打趣儿。

“埃尔弗兰德，”她一边说，一边拼读出来，“什么样的女主人公会叫埃尔弗兰德？”

克莉塔给威尔写信的时候，很可能会写到埃尔弗兰德和艾格弗里斯，但不会写到盖尔。她不会写“盖尔穿了套灰色绸缎的夏季睡衣，身材很好，看起来很漂亮，说了很多有趣的话……”就像她不会跟盖尔说：“我对那些爱侣很是怀疑，仔细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都让我怀疑他们的脑袋还没觉醒。”

最初见到威尔和克莉塔的时候，盖尔觉得他们像是书里的人物。步入中年的儿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心满意足。盖尔看到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生活，既荒唐又令人羡慕，至少表面上看带有一种单身者的优雅和安全。现在盖尔仍然这么想，尽管实际上威尔并不总住在家里，而且他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同性恋。他离开好几年了，去过他自己的生活—为国家电影局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才放弃一切，回到沃利做了一名老师。他为什么放弃那一切呢？各种原因吧，他说。到处都是马基雅弗利式的人、事业扩张，让人筋疲力尽。

盖尔是70年代的一个夏天来到沃利的。她那时的男朋友是个造船工人，她则售卖自己做的衣服—带贴花的斗篷、泡泡袖的衬衫、颜色亮丽的长裙。冬天到来的时候，她在作坊里面找到了活儿。盖尔见识到了进口的斗篷、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厚袜子。她发现当地的女人都在织毛衣。有一天，威尔在路上拦住她，请她帮忙挑选自己在话剧里要穿的戏服—那出话剧叫作《我们牙齿的外壳》。她的男朋友搬去了温哥华。

她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威尔，以防他看到她身体健康、皮肤粉嫩、额头开阔，会觉得她是组建家庭的合适人选呢。她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当时她和男朋友要从桑德贝搬到多伦多，在他们忙着把家具搬进借来的小货车里时，家里发生了煤气泄漏，大人们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却足以杀死只有七周大的婴儿。在那之后，盖尔就病了—得了盆腔炎。她将来很难怀孕，也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威尔欣赏她。他是这么说的。他连一句“真悲惨”都没有说，也没有拐弯抹角地暗示孩子的死是盖尔自己的责任。那时他们逐渐熟识。他觉得盖尔勇敢慷慨、机智聪明、充满才华。她为他设计制作的戏服不可思议、无可挑剔。盖尔觉得他对她、对她生活的看法带着一种感人的天真。对她来说，自己根本不是那种自由慷慨的人，反而常常焦虑绝望，很多时候都是在洗衣服、为钱发愁，觉得哪个男人跟自己交往，她就亏欠了他。那时盖尔觉得自己没有爱上威尔，但她喜欢他的样子—他强健的身体那么挺拔，看起来比实际高大；他昂首挺胸，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他充满弹性的、泛灰色的头发。盖尔喜欢看他排练，或者看他跟学生说话。他做导演时是那么娴熟无畏，走过学校大厅或者沃利的街道时是那么气宇轩昂。还有他对她所怀有的那种稍显古怪的倾慕之情，他那种爱人般的殷勤礼貌，他家里愉快的异国情调，他和克莉塔的生活—这一切都让盖尔感觉似乎有人在某处受到了特别的欢迎，而那个地方，她可能无权进入。那时，这都不要紧—她占着上风。

那么，她是几时失去上风的呢？从他们同居后、他习惯了和她睡在一起？还是从他们大费力气在河边修建小屋，而她竟然比他还擅长干那些活儿？

她是不是那种觉得总要有人占上风的人？

有一次，散步时盖尔走到了前面。威尔说：“你的鞋带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