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先别急，听我说。你一定要放轻松！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她应该没什么事。嗯，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现在听我说，坐下一班火车来斯坦福，我会在那里等你，然后我们五分钟之后就可以赶到医院……是的，我现在就离开办公室。好的，弗兰克。”

在停车场里，谢普一边飞快奔向他的汽车一边套上外衣。新鲜空气在他的耳边呼啸，他感觉精神又重新亢奋起来。他犹如战场的军士，虽然无法掌控大局，但仍能快捷有效地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车站等候弗兰克的时候，谢普又给米莉打了电话（她已经冷静下来了），然后再联系医院（没有新的进展）。下午的阳光洒满月台，谢普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把口袋里的硬币拨弄着叮当作响。他心里默念“快点吧，快点”。这种不同寻常的安详时刻也像战争——风风火火地赶过去，然后是静默的等待。火车突然出现了，弗兰克六神无主地踏进站台，差点摔倒在地。看到谢普后他飞扑过去，速度快得领带都飘了起来。

“弗兰克，快，跟我来，”几乎在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他们就并肩跑到停车场。“我的车子就在那边。”

“她还……她有没有……他们现在……”

“没有新的进展。”

从火车站到医院不远，但是车很多，他们只好随着车流慢慢前进。在这一路上他们没有交谈，谢普不太肯定自己开口说话能起到什么作用。弗兰克的眼神，他蜷缩在旁边的座位上浑身颤抖的样子，让谢普感到恐惧。现在他知道已经没有机会采取主动挽回局势了；当汽车攀上这最后一个山坡走进丑陋的褐色大楼，他也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完全绝望的区域。

两人快步穿过亲属探视通道，停在一个咨询台边磕磕巴巴地问明路向，然后前后脚冲到急救室像田径赛里势均力敌的两个对手。这时候谢普很庆幸他的思绪已经不能集中起来。当年在战场上，这种状态或早或迟会出现在他身上，身体内部会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在保护着他：“不要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这些并没有真的发生，不要相信。”

“哪位太太？惠勒太太？”一位脸上有雀斑，身材丰满的护士问。她站在走廊的尽头，消毒口罩上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说急救中的那位？现在我不太清楚情况。我恐怕我不——”她不安地朝那扇亮着红灯的门看了一眼。弗兰克想冲进去，护士连忙挡在前面制止他，谢普及时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不可以进去吗？他是她的丈夫。”

“不行，现在肯定不能进去。”她睁大了眼睛来强调自己的职责。不过最后她犹疑了一下，同意走进急救室亲自咨询医生。一分钟之后，一个身材瘦小、表情羞惭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外科手术袍出来了。

“哪位是惠勒先生？”医生问。然后他把弗兰克领到一边密谈。

谢普通情达理地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容许内心的声音向自己保证：爱波不可能会死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样死去，在这样慵懒的下午，在这样昏昏欲睡的走廊。如果她正要死去，那个清洁工怎么还能安详地拖着地，怎么还会哼着歌，并且容忍那间病房把收音机开得那么大声？如果爱波·惠勒即将死去，医院的墙壁上怎么会贴上喜气洋洋的布告通知员工参加舞会（“充满乐趣！美味点心！”），怎么会有这些摆放得那么舒适的柳条椅子，以及整齐地罗列在桌子上的杂志？医院以为我们能干什么？当有人正在死去，我们能坐下跷起二郎腿看《生命》杂志吗？当然不会。这是一个婴儿被接生出来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流产能很快被治愈的地方；这是一个短暂地让你等待，让你忧虑的地方，很快磨难就会结束，你就能痛痛快快地走出去喝点东西然后回家。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他坐在一个柳条椅子上，随手拿起一本放在桌子上的《美国摄影》，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去翻找女人的裸体照。不过他很快又站了起来，向走廊的一个方向走几步，又折回头走几步。尿意把膀胱积压得一阵疼痛，他现在很想上厕所，不过他不知道找到厕所再回来会花去多长时间。

这时候医生已经回到急救室，留下弗兰克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他用手掌根揉着太阳穴，说，“天啊，谢普。他说的话我有一半听不懂。他说救护车抵达时胎儿已经出来了。他说他们要做手术把那个什么东西弄出来，对，是胎盘。他们做了，但是现在她大出血。医生说救护车抵达之前她就已经大量失血，现在他们正在帮她止血。他还跟我解释了我没听懂的东西，关于毛细血管什么的，而且他说她现在不省人事。上帝啊！”

“我们能不能先坐下来，弗兰克？”

“他也这么跟我说了。可是我他妈的坐下来又有什么用？”

于是两人只好继续站着，听着清洁工低声哼唱，听着拖把击向墙面的节奏，听着护士走过甬道时橡胶鞋跟敲打地面的闷响。“抽根烟吧，伙计？这里，我有火柴。”谢普递过一根香烟，不过他说话的语调有点过分客气和友善。弗兰克一直失魂落魄，只有接过香烟时才回过神来。于是谢普再接再厉，“要不这样吧，弗兰克，我去弄两杯咖啡？”

“不用了。”

“你不想喝吗，那好吧。我很快就回来。”他心急火燎地穿过走廊，拐进一个角落再穿过另一个走廊，才找到了男厕。膀胱的压力逐渐释放出的一刻，他颤抖着，还几乎呻吟出来。然后他回到走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