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呢？但他消沉的时刻总会很快过去。不管怎么说，死前的那天他是非常快乐的，不过有点牙疼罢了。既然他没怎么抱怨，就说明牙疼并不是那么严重。当然，那天晚上也有可能牙疼得越发厉害了。我们也不能忽略劳累过度的可能性，也许这导致了他精神高度紧张。他工作勤奋，从不会在七点半以后起床，一天所干的活要比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多得多。他不仅宣讲知识，书写标语，而且还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这些都有可能加剧他的精神紧张。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证人都能证明死者非常期待参加十二月四日与铁路工人的集会，全情投入于这项运动中。难道他会在这样一次集会的前夜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他这样自杀的话，难道不会留下类似遗嘱或最后心愿的信件或便条吗？至少温普先生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藏匿凶器呢？唯一可能让我们引起警觉的是他那天除了像平时一样锁了门，还特地把门上的闩也封死了，但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能让我们做出任何判断。单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物质方面看，则更不像是自杀。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考虑，这个案子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死者是自杀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验尸官停顿了一下，所有的听众都趁此机会长舒了口气。他那细致入微而又鞭辟入里的解释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如果他的讲话就此结束了，相信陪审团会做出“他杀”的判断。但验尸官只是咽了下口水，然后又口若悬河地继续讲了下去：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第二种可能性——死者是不是被人谋害的呢？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对犯罪手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罗宾逊医生当然可以说伤口是别人的手造成的，但假如我们没有办法验证死者的伤口是如何被别人弄出来的话，那么无论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是多么不可能，我们还是得回到自残的原点。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当达普顿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发现尸体时，尸体还是温热的。格罗德曼先生身为一个有多年警龄的老侦探第一时间出现在命案现场，这是我们的幸运。他断定死亡过程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和一小时后负责尸检的罗宾逊医生不谋而合。罗宾逊医生推断死亡大约发生在尸检的两到三个小时之前，也就是七点钟左右。我们知道六点四十五分达普顿太太去叫过死者，这样我们可以把死亡的时间提前一点。但据罗宾逊医生最后的鉴定报告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