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不可能精确推断出死亡时间，死亡同样也有可能发生在达普顿太太第一次叫门的几个钟头以前。当然死亡有可能发生在达普顿太太第一次和第二次叫门之间，也许第一次叫门时死者仅仅是睡着了而已。根据尸检获得的生理数据，在第一次叫门之前死者就已经死亡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被排除。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把死亡时间假定为六点半左右应该最有可能符合实际情况。既然如此，先生们，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早间六点半左右格罗弗街十一号的情况。我们去看过了那所房子，都知道它的构造。莫特莱克先生租了一层靠前的那个房间，房间里临街的两扇窗户事发时都紧锁着。女房东则住在后间，同时，一层还有一个厨房。达普顿太太在六点半之前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个时间房子里所有的门和窗都是锁紧的，这个季节房东在睡觉时应该会去各处确认门窗是否都锁好了。尽管莫特莱克先生在早晨四点半之前就出去了，但门上的撞锁和大挂锁都关得好好的。楼上有两个房间，楼梯口那间被死者用来当卧室，靠里面的一间则被作为起居室。后面的那间房门是开着的，钥匙挂在门上，不过窗户是关着的。前面那间卧室不但锁上了，而且被上了闩。我们已经看过了撞开的门框以及门闩上脱落的铁环。两扇窗户同样是关着的，插销牢牢地扣在铁销中。烟囱很细，连小孩子都通不过。除此以外，这个房间就没有其他出入的方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死者的卧室就像海中的堡垒或林中的木屋那样与世隔绝。即使当时有一个奇怪的人恰巧在那幢房子里，哪怕他就在卧室隔壁的起居室，他也绝不可能进入卧室。因为这房子是为穷人造的，不同的房间之间相互隔绝，这样房子就可以方便地让几户不同的人家居住了。现在，让我们先假设有那么一个人奇迹般地进入了距一层十八英尺高的房间。六点半左右，他割断了熟睡中的房客的脖子。他怎样才能避开已经起床的房东成功逃离呢？即使他能够创造这个奇迹，他又怎能把门窗都从房内锁紧呢？这种奇迹已经超过了我所能理解的极限。是的，房屋整夜都被关严了——雾气一点也没透进来，没人能进出这幢住宅。最后一点，谋杀不可能没有动机。我们能想到的动机只有抢劫和复仇。但死者在世上没有一个敌人，他的钱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也没被人动过，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井然有序，也没见到搏斗的痕迹。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显然也有了答案。死者是被别人杀死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先生们，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不合逻辑，而且前后矛盾，但事实上这样矛盾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死者不可能自杀，外人同样不可能杀死他。先生们，我们对死者死亡的方式依然一无所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做出任何裁决。这是我所遇见的最难解开的谜案。”（听众席一片哗然）

陪审团主席（和山迪·桑德森交谈了一番后）：法官大人，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有一位陪审员甚至认为可以把此案裁决为“上帝的惩罚”。

四

在一片反对声中，山迪·桑德森不得不放弃了立即定案的想法，同意了陪审团“暂时不做任何裁决”的建议。接下来的九天，报章开始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案件，许多人自发地前往死者的停棺处为他送行。媒体的报道渐渐大胆起来，评论家反复在报纸上对这桩“弓区谜案”进行讨论，但他们的观点对于解决谜案并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大量信件寄往报社——为这个乏善可陈的季节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编辑们对这些信件却好像并不上心。谜案成了伦敦街头巷尾的谈论焦点——不论是在达官贵人的豪宅还是贫民的简陋小屋，在客厅还是厨房，人们都热切地议论着这个话题。在所有这些谈话中，有的很有逻辑性，有的却很愚蠢；有的很粗鲁，有的却很文雅。人们从享用早餐的第一根蛋卷到晚上吃完最后一片面包，都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弓区格罗弗街十一号一时成了民众朝拜的圣地。以往十分安静的小街现在却整天闹哄哄的。全城各处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街上眼巴巴地仰望着卧室的窗户，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情。人行道经常要堵上几个小时，小商小贩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街头艺人们在窗下吟唱着与事件完全无关的歌曲。政府没有在街道的两头设上收费站可真是太可惜了。财政大臣显然没有利用上这个清偿国债的大好机会。

事态发展到最后，一桩严肃的杀人案竟然被外界蒙上了轻佻的色彩。连幽默小报上也出现了以谜案为主题的讽刺作品。

有人在“可别小看呆头鹅”这句谚语后面戏谑地加了一句“它或许能帮你解开弓区的谜案哩”。有个不具名的读者问死者会不会是被弓箭射中了脖子，在《达格尼》杂志上马上就有评论指出，幸好这位读者没有被选做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不然他一定会郁闷得想要自杀。一个圆滑的评论家认为本案的情况与“莫格街疑案”有点相似，他说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这次的凶手显然是剽窃了爱伦·坡的创意——凶手很可能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他还建议坡先生的出版商应该马上为作品申请一道保护令。更糟糕的是，坡先生精妙绝伦的创意竟然被罪犯运用到真实的案件中。他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带着剃刀从烟囱进入死者的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