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5斗，而1石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