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他对我说的话比平时要多，并首次对我确切地提出事关我未来的问题。他对我当时的生活条件感到担忧。他回忆起他在我这个岁数时在巴黎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遇到罗伯特·卡帕使他得救了，否则的话，他也许没有勇气从事他的职业。另外，是卡帕把从事这种职业的方法教给他的。

已过了半夜十二点，我们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只指示犬[1]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走得很快，它走到我们跟前用鼻子嗅着。它没戴颈圈。它似乎认识冉森。它跟着我们一直走到弗鲁瓦德沃街，先是离得很远，后来又走到近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走到摄影室门口，冉森在各个口袋里寻找，但没有找到钥匙。他显得疲惫不堪。我觉得他当时喝得太多。我给他开了门，用的是他交给我的备用钥匙。

他在门口跟我握了手，并用庄重的口吻对我说：

“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他用有点模煳的目光盯着我看。他关上了门，我没来得及对他说，那只狗已跟着他熘进了摄影室。

?

第二天，我在将近十一点时打电话到摄影室，但没人接。我发出冉森和我约定的信号：在铃响三次后挂上电话，然后再次拨号。我决定去那里把整理照片的工作了结掉。

跟平时一样，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那三只手提箱消失了，消失的还有挂在墙上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以及冉森和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在低矮的桌子上，有一卷待冲洗的胶卷。我在那天下午拿到德朗布尔街的商店去冲洗。几天后我去那家商店，看到在交给我的纸袋里放有我们在巴黎散步时冉森拍的所有照片。

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之后，不必再等他了。

我在中二楼的壁橱里寻找，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件衣服，也没有一只鞋子。床上的被单和被子已被拿走，床垫上空无一物。烟灰缸里没有一个烟蒂。不再有酒杯和威士忌酒瓶。我活像一个警探，在搜查一个长期受到追查的嫌疑犯的摄影室，我心里在想，搜查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曾住在这里，连一个指纹也没有。

我坐在长沙发上，一直等到五点钟，同时在查看红色练习簿和索引。看来冉森已带走练习簿和索引的副本。也许妮科尔会来按门铃，我必须对她说，从此之后，我们等待冉森只会白等一场，一位考古学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会看到我们俩坐在长沙发上变成了木乃伊。弗鲁瓦德沃街将会是考古发掘的地方。在蒙帕纳斯公墓的角上，将会发现哑剧演员吉尔变成了塑像，还会听到他心脏的跳动。而放在他身后的磁带录音机，将会放出他用金属般清脆的声音录下的一首诗：

魔鬼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