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城南柳树巷那间小院里，亮着盏昏黄的油灯。

孙有余蹲在炕上，面前摊着三份账册——一份是沈重山给的江南织造局旧案明细，一份是他自己从金陵带回来的“盐商馈赠”记录，还有一份是刚送来的“涉案人员关系图”。他手指头在算盘上拨得噼啪响，独眼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已经盯了整整三个时辰。

“孙主事，”门外传来声音，是白英，那个白音部落的小子，“有人找。”

孙有余抬起头。

门推开，一个人走进来。四十出头，面皮白净，三缕长须，穿着身灰扑扑的长袍——正是吴峰。

“吴……吴巡抚？”孙有余愣住，“您怎么来了？”

吴峰在他对面蹲下，从怀里掏出份折子，放在炕上。

“孙主事，”他说，“本官刚从江南来。听说你在查那十三个人的案子，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孙有余盯着那份折子，没动。

“吴巡抚请讲。”

吴峰指着那份折子。

“这是江南十三府所有官员的财产申报底账，”他说，“包括那十三个人的。你看完这个，就知道他们背后是谁了。”

孙有余接过折子，翻开。

第一页，是孙有财的。三年前，他家产只有三百两银子。三年后，他在金陵城外买了三百亩地，盖了座大宅子，还开了三家绸缎铺。那三百亩地的地契上，写的是他儿子的名字。可买地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第二页，是周富贵的。三年前，他只是个开绸缎铺的小商人。三年后，他成了金陵城最大的绸缎商，名下有三家大铺子，城外有三百亩地。他的账册上，有一笔“馈赠”记录——每年给江南织造局送三千匹绸缎，收的却是“成本价”。

孙有余一页一页翻过去。

翻到最后一页，他的手停住了。

最后一页上，用朱笔写着三个字：柳承安。

旁边标注着一行小字：金陵知府，涉案银两八千两。经手人：孙有财、周富贵。

孙有余抬起头，盯着吴峰。

“吴巡抚，”他说，“柳承安是您的人。”

吴峰点点头。

“是。”他说，“本官提拔的。可本官不知道他收了这八千两。”

孙有余沉默。

他把那份折子合上，放在炕上。

“吴巡抚，”他说，“您这是什么意思？”

吴峰盯着他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

“孙主事，”他说，“本官跟陛下有十年之约。这十年，江南的吏治，本官自己整顿。柳承安那八千两，本官会查清楚。你那边，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查到本官头上，本官认。”

辰时三刻，养心殿西暖阁。

李破蹲在炭炉边，手里拿着根铁钳，拨弄着炉里的红薯。孙有余跪在他面前，把那本折子双手捧着递上去。

高福安接过，呈到李破面前。

李破翻开，一页一页看过去。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柳承安，”他抬起头，“吴峰的人。”

孙有余伏在地上。

“回陛下，”他说，“吴巡抚昨夜来找过小人，把这份折子给了小人。他说，柳承安的事，他会查清楚。”

李破把那本折子合上，放在炭炉边。

“孙有余，”他说，“你信他吗？”

孙有余想了想。

“小人信。”他说，“吴巡抚要是想包庇，就不会把这份折子给小人。”

李破忽然笑了。

“孙有余，”他说，“你比朕想的聪明。”

他从炭炉里夹出烤好的红薯，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孙有余。

“接着查。”他说，“查到柳承安头上，就查柳承安。查到吴峰头上，朕亲自问他。”

午时三刻，刑部大牢。

孙有余蹲在牢房门口，盯着里头那个五花大绑的人。那人五十出头，白白胖胖，穿着身囚服，坐在草堆上，一动不动——正是孙有财。

“孙有财，”孙有余开口，“你那三千匹绸缎，卖给周富贵，得了多少银子？”

孙有财抬起头，盯着他。

“孙主事，”他说，“那三千匹绸缎，是织造局的损耗。损耗的东西，卖了就卖了，有啥错？”

孙有余笑了。

“损耗？”他说，“织造局一年产三万匹绸缎，报损八千匹。可你报的那些损耗，有一半根本没坏。是你们故意做坏的，好拿出去卖。”

孙有财脸色变了。

孙有余从怀里掏出那份折子，翻开，指着上头一行字。

“天启二十三年五月，你经手的那批绸缎，账面损耗八百匹。可周富贵的账上，那八百匹绸缎，是完好无损的。他卖出去，赚了四千两。分给你多少？”

孙有财不吭声了。

孙有余站起身，走到他面前，蹲下。

“孙有财，”他说，“你那三百亩地，是你儿子的名字。可买地的银子，是你给的。那银子，就是从这三千匹绸缎里来的。认不认？”

孙有财低下头。

孙有余转身就走。

走出三步，他忽然停住。

“孙有财，”他没回头，“你那三百亩地，充公了。你那三个铺子，也充公了。你儿子要是没涉案，还能留条命。要是涉案了，跟你一起砍头。”

申时三刻，城南柳树巷。

孙有余蹲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头，手里捧着碗凉透的茶，一口一口喝着。白英蹲在他对面，大气不敢喘。

“孙主事，”白英忍不住开口，“您审了孙有财，下一个是谁？”

孙有余把碗放下。

“下一个，”他说，“周富贵。”

白英愣住。

“周富贵？”他说，“那可是金陵城最大的绸缎商。他背后有人。”

孙有余点点头。

“有人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