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在乎婚姻那样的一种形式。就算是离了婚，又有什么呢？”她劝他，就这样相守着。因为距离，因为彼此的自由，才有这难得的幸福感。她从不过问他的工作，也从不在他的社交圈中出现。偶尔他们一道出去喝茶，碰见熟人，也只是笑笑。从不解释，也从不张扬，这就是莫亚兰，也就是莫亚兰和他的感情写照。十几年了，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度过了。一直到上半年他突然被调离江南省。他才告诉她可能他被查了，是经济问题。她说：“你这样最傻，所有的问题当中，经济问题是最傻的问题。钱能带走吗？钱能解决什么？钱又能换到我吗？”

一切都不可能。他流泪中提出要给她一笔钱。他自己独自到北京。“也许这是我们的最后了。”他说这话时，晚春的天空正飘着细雨。莫亚兰说：“这个时候你提到钱，我觉得是对我们情感的一种侮辱。”

后来，莫亚兰与杜光辉谈到这些，那时她已经辞去了工作，跟随着他到了北京。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越得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然而很快……莫亚兰知道自己是无力的。他在被“双规”之前，曾跟她感叹说：“世界上没有比做官更有风险的了。”

病，手术，秋天的雨，接着是冬天。莫亚兰原来的想法是就这样一个人，悄悄地走完人生的旅程。她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公平就在于她失去了他后，身体的疼痛让她开始了慢慢地忘却。有时候，人需要忘却，而主观的忘却是艰难的。客观上的病痛，让她不得不回到自身。过去对她来说，是遥远中的遥远了。也许，她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守着病痛，直到有一天，同样寂寞地再回到泥土。

杜光辉唤醒了她。

为什么是杜光辉？她问过自己。不可能有答案的，是杜光辉就是杜光辉，不可能再是别人。当杜光辉出现在医院她的病房时，那一刻，她竟然有一种棉絮般的亲切。四十多岁的人了，对很多事物已经不再抱有期望。但是，越是对虚幻事物不抱希望时，就更愿意回到事物真实的一面，回到俗世的情感与温暖中来。与杜光辉静静地坐在湖边上，她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风景。而这风景，一直是她不曾留意的。她一一地数着这日子，她对杜光辉说：“除了你，也许不会再有人看到我的最后。”

湖面上开始起风了。

杜光辉打来电话，说到海南的事情安排好了。元旦前一天出发。因为工作原因，他自己就不过去了，让她和凡凡一道。同时，考虑到他们两人的实际情况，他让钱平也一道过去，好随身照顾。莫亚兰还想拒绝，但是杜光辉语气坚定，没有回旋的余地。她便不说了。上次，杜光辉告诉她这事时，她第一句话就是“不去”。杜光辉道：“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我是来向你宣布的。”这样一个大平原上生长的男人哪！

坐了一会儿，莫亚兰开始往回走。晚上，杜光辉说要请她和凡凡一道吃饭。按杜光辉的意思是，你们一道出去，得先建立点感情，不然一路上别扭。吃饭地点就在莫亚兰住的地方边上，是一家不太大但是挺有特色的饭店。莫亚兰有时候不想做饭时，就到这店里喝上一碗汤，泡点饭。店老板是外地人，做出来的菜有老家的风味。

六点，杜光辉和凡凡到了饭店门口，莫亚兰已经坐在里面了。

“菜我已经点了。”莫亚兰说着招呼凡凡，“来，坐这儿。咱们可都是病人。不过你现在病好了，我还在病着。看你脸色，挺不错的。来，光辉，你喝点酒吧？”

凡凡坐下来，喊了声“阿姨”。杜光辉说：“来一瓶啤酒吧。凡凡，莫阿姨是爸爸的大学同学。现在一个人在省城。马上你就跟阿姨还有钱阿姨一道，到海南去。你生病做手术时，莫阿姨还专门……”

“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凡凡，妈妈呢？”莫亚兰问。

凡凡望了眼杜光辉，然后说：“他们离婚了。”

“离婚了？光辉啊，怎么回事？”莫亚兰问道。

“一言难尽。以后再说吧。”杜光辉问莫亚兰现在感觉如何，是不是逐渐好些了。看着凡凡，又道：“关键是要休息，另外就是要乐观。凡凡，对吧？”

凡凡点点头。

菜上来后，三个人边吃边聊。杜光辉说到桐山县有些干部想他留在桐山当县长的事。莫亚兰说：“这事很复杂。当个县长，也许能真正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你杜光辉，从大学开始，就是个想做事的人。这些年在宣传部，基本上是朽了。当县长或许也是个机会。不过，依现在的状况，也不太合适。孩子一个人也不行。另外，据我所知，现在底下工作也难做。官场不比其他地方，难哪！”

应该说，莫亚兰说这话，也是有所感触的。她自身就是在官场。对官场是有所了解的，特别是“他”被“双规”后，她在北京也第一次拉下面子，到处找人。人情一张纸，官场的人情比纸还薄。不过想回来，官场本身就应该是制度。制度如果都像人情，那还怎么执行？因此，她回到江南时，最后一次给里面的“他”捎了封信，信上说：“承担该承担的，接受该接受的。”

杜光辉在桐山的情况，莫亚兰是不太了解的。一来，两个人见面本来就少。二来杜光辉也很少提到。莫亚兰也不太想问。这会儿，杜光辉突然提到留任县长的事，莫亚兰也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谈一点想法。杜光辉道：“现在做事难。桐山也一样。我已经跟市里说了，我不会留在桐山的。但他们说这事得向省委汇报。这不是将小事化成了大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