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的，你常去圣餐杯吗？”

在警察押着帅克走进接收办公室的时候，圣餐杯的帕里威茨也把酒店的一应事宜交代给了他那泪水涟涟的老婆，并以他那难以模仿的态度安慰着她：

“别哭了，别号了，不就是皇帝陛下的画像上拉了点苍蝇屎么，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好兵帅克就是这样以他那甜蜜可爱的方式干预了世界大战的。他预见到了未来，历史家们对此将会感到兴趣。要是以后的局势并没有按他在圣餐杯酒店所预言的那样发展，我们倒该记住，他毕竟是完全没有受过有关外交学问的基本训练的。

2

好兵帅克在警察总局

萨拉热窝的暗杀让警察总局塞满了受牵连的人。他们被一个一个抓了进来。接收办公室的老警探用慈祥的口气说：

“那位斐迪南怕是要让你们付出昂贵的代价了。”

他们把帅克关进底层一间牢房时，他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六个人。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一个中年人坐在角落里的床上，好像不愿意与那五个人为伍。

帅克开始一个一个问他们为什么被抓。

他从坐在桌子边的五个人得到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

“因为萨拉热窝呗，”“因为斐迪南，”“因为大公殿下被暗杀，”“斐迪南呗，”“因为他们在萨拉热窝收拾了大公殿下。”

回避跟另外五个人在一起的那第六个人说，他不愿跟这些人打交道，怕的是遭到怀疑。他给抓来只不过是想杀死霍立采的佳尔斯，抢他的钱。

帅克就跟阴谋家们坐到了一张桌边。阴谋家们还在说着进来以后至少说了十遍的话。

他们全是从酒店、酒窖或是咖啡厅抓来的。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位特别胖的先生，戴着眼镜，眼泪汪汪。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被逮捕的，因为萨拉热窝暗杀前两天他曾在乌布雷什吉酒店请两个学工程的塞尔维亚学生喝过酒。那事叫警探布历喜看见了。布历喜也在热切佐伐街的蒙马特酒店跟他们一起醉过酒。按照布历喜签过字的警局报告，他自己也请那两个学生喝过酒。

在警局初审时，胖先生对所有的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成不变的哀号。

“我是开文具店的。”

而他所得到的也是那一成不变的回答：

“那不是理由。”

从酒窖抓来的一位矮个子先生是个历史教授。他正在向酒窖老板讲述花样百出的暗杀史。抓他时正在对每一次暗杀作着心理分析。他说：

“暗杀的道理就跟哥伦布那个鸡蛋〔16〕一样简单。”

“对，就跟你要到潘克拉茨大牢去一样简单。”这是审问时警局侦探的意见，点睛之笔。

第三个阴谋家是霍柯维什吉一个慈善机构的会长多布洛密。多布洛密正好在暗杀事件发生的当天举行着一个花园音乐晚会，宪兵中士去命令客人回家，因为奥地利在举哀，多布洛密会长便心平气和地说：

“就等一会儿，《海斯洛范尼》〔17〕马上就演奏完了。”

现在他就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哀诉：

“八月份就要举行新会长选举，如果那时我不能回家，就有可能落选。那将是我第十次连任会长。丢了这份脸，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新近被哀悼的斐迪南对第四个被捕者开了个奇怪的玩笑。那人秉性认真，名声清白，连续两个整天躲开了有关斐迪南的一切话题，一直到了那天晚上他在咖啡馆里玩玛利亚什〔18〕的时候。那时他用王牌梅花7吃掉了黑桃老K，说：

“用小7点，就像在萨拉热窝。”

第五个人说自己被抓只是因为“大公殿下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令他非常紧张，至今还是头发倒竖，胡子直立，脑袋令人想起一种冰麝马厩犬。

这人在饭馆被抓时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斐迪南被杀的报纸也没有看，只一个人坐在桌子边。那时一位先生来到了他身旁，在他对面坐下就说：

“读了吗？”

“没有。”

“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不感兴趣。”

“可是你应该感到兴趣。”

“我不知道应该对什么东西感到兴趣。我只是抽我的雪茄，喝我的几杯酒，吃我的晚饭。我不看报。报上说假话，我凭啥激动？”

“那么你对萨拉热窝的暗杀甚至不感兴趣？”

“我对一切暗杀都不感兴趣，不管是布拉格的，维也纳的，萨拉热窝的或是伦敦的。那些事有政府管，有法庭和警察管。他们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杀了什么人，都是那人活该，他干吗要那么不小心，成了个混蛋草包，给人杀了呢？”

这就是那次交谈的最后几句话。从那以后他每过五分钟就要重复他那哀号：

“我冤枉，我冤枉。”

他在警察总局大门尖叫过这几个字，在被转送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尖叫过这几个字，还要尖叫着这几个字给送进监狱。

帅克听完了所有这些可怕的阴谋故事，认为应该向他们解释一个道理：他们的处境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我们大家都落进了这讨厌的一锅粥里，”他这样安慰他们。“你们说自己不会有问题，大家都不会有问题，你们错了。我们搞警察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惩罚我们说话出格么。既然局势这么险恶，连大公也叫人杀了，自己给抓进局子来有什么希奇？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热闹热闹，在开追悼会之前让斐迪南风光风光。我们在这儿的人越多，对我们的好处也越大，人越多越快活嘛。我在部队的时候，有时坐禁闭的人能有半个连。清清白白的人给判刑的多的是！不但军事法庭，就连老百姓法庭也一样。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