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得是残疾。”

“我十克朗就弄脱臼过，”窗户边那排床上传来一个声音，“十克朗加上三杯啤酒。”

“我的病已经花掉两百多，”他的邻床，一根干棍子，宣称。“你还能告诉我有什么我没有吃过的毒药吗？找不到的。我就是个活的药品库，什么药都吃过。我吃过氯化汞，吸过汞蒸汽，嚼过砷化物，吸过鸦片，喝过鸦片酊，在面包上撒过吗啡，吞过番木鳖碱，喝过磷的苦味酸溶液和硫化碳溶液。我把我的肝、肺、肾、胆、脑、心脏和肠全毁了。没有谁知道我生的是什么病。”

“最好的办法，”有个人在门边解释，“是在手臂上皮下注射煤油。我表弟就很幸运，把手肘以下切除了。现在再也不用害怕以后的战争麻烦了。”

“因此你看，”帅克说，“为了皇帝陛下每个人都经受着那么多磨难——甚至洗胃和灌肠。多年前我在团队的时候还更糟糕。那时候为了使病人康复，就把他捆起来关到地洞里去，那可不像这儿。那时候没有病床，更没有痰盂。就一张木板，病人躺在木板上。有一回有个人真害了伤寒，他旁边的人也害了天花。可两个人都给捆了起来，团队军医还说他们装病，踢他们的肚子。两人死掉之后问题闹到了国会，上了报纸。他们立即禁止我们读报。为了不让我们有报纸，就搜查我们的箱子。我一向倒霉，团队那么多人偏偏在我身上发现了报纸。于是他们把我带走，让我上了团的报告会。我们那上校，一个他妈的草包（上帝保佑他），对我大发雷霆，要我立正告诉他，报上那东西是谁写的，否则他就会揍得我上下牙床错位，再关得我脸青面黑。然后来了团里的军医。他在我的鼻子下面挥舞拳头，用德国话说，‘你这个肮脏的猎犬，讨厌的无赖，奇臭的大粪，社会主义分子烂泥堆！’我笔直望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睛，没有眨眼，也不出声，右手挨着帽檐，左手贴着裤缝。他们像狗一样围着我转圈，对着我吼叫。我一动不动，一直闭嘴敬礼，手贴裤缝。他们像这样攻击了我大约半个小时，上校对我冲了过来，吼叫道，‘你是个傻瓜，对不对？’——‘启禀长官，我是个傻瓜。’——‘那好，傻瓜，重禁闭二十一天，每周节食两天；兵营禁闭一个月，手铐四十八小时。立即拘捕，不给吃的。捆起来，让他明白明白帝国不需要傻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