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出了命令。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直到现在才向我们宣读。这就可能给人一种印象：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并不愿向我们立即宣读。我如果是皇帝陛下的话，是不会听任自己受到这种冷遇的。我要是在4月17日发出了命令，就得让那命令在4月17日在各个团队宣读，哪怕天塌了下来。”

军官伙食团的神秘主义炊事员坐在车厢里范涅克对面写东西。他背后坐着路卡什中尉的勤务兵大胡子巨人巴龙。还有个霍东斯基，是派到11步兵连的电话技师。巴龙嚼着部队面包，在战战兢兢地向霍东斯基解释，他在上车时没有来得及挤上中尉所在的参谋部车厢并不是他的错。

霍东斯基却吓唬他说，现在那玩笑已经过去，为了这事巴龙要吃枪子。

“要是能够结束这样的痛苦也好，”巴龙嘟哝道。“在佛迪采军事演习时我有一次就几乎丢了命。那时是在行军，我们又饿又渴，营里的副官来到我们身边，我就叫道，‘给我们点水和面包吧！’他却对我掉转马头说，那叫喊如果发生在战争时期，我就得走出队列给枪毙掉。但是按照那时的情况，他也可以把我送进要塞监狱。不过我的运气非常好，因为在他去参谋部报告的途中，马受了惊，把他颠了下来，摔断了脖子。谢谢我主。”

巴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叫面包噎住了，等他恢复过来，又去望路卡什中尉的两个包裹——那是由他照看的。

“长官们都领了配给，是肝酱和匈牙利腊肠，”他带着遗憾的口气说，“我多想吃几口呀！”

说时他望着长官那两个包，眼巴巴的，像一条被所有的人遗弃的狗，又像一条坐在熟食店门口闻着正在烹煮的熟食香味的狼。

“即使他们拿一顿丰盛的午餐来迎接我们，”霍东斯基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战争之初我们出发去塞尔维亚时，每到一站都是大吃大喝，因为到处都有人送东西款待。我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