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为它流汗呀。’这话叫一个管林子的听见了，就对他大叫，举起棍子告诉他，他非得让他把那树干搬上车不可。好了，罗诺夫斯基先生的爷爷只丢出一句话：‘你个笨蛋傻瓜，我可是个部队的老兵。’但是，一周以后征兵令来了，又送他到意大利去当了兵。他在意大利又呆了十年。他给家里写信说他回家以后要拿斧子狠狠地劈那管林人的脑袋。可那人很走运，早死掉了。”

这时路卡什中尉在货车车厢门口出现了。

“帅克，这儿来，”他说。“别再讲你那愚蠢的故事了。来，给我解释一件事。”

“遵命，启禀长官。”

路卡什中尉带走了帅克，他望着帅克时目光充满怀疑。

在萨格纳上尉以破灭结束的讲演的整个过程里，一种干侦探活儿的怪念头在路卡什中尉脑子里出现了。他并不需要太动脑筋就有了感觉。因为在他们出发前的一天帅克曾向他报告：“长官，营部有些给中尉先生们的书，我已从团办领了回来。”

因此在他们越过第二道铁轨，来到一个已经撤空的火车头（打算运军火，已等了一个星期）背后时，路卡什中尉就开门见山地问：“帅克，告诉我，你跟我谈到的那些书是怎么回事？”

“启禀长官，那事说来话长，而我一多说细节你就喜欢生气。就像那回吧，你撕掉了关于战争债券的文件，还要打我嘴巴，因为我告诉你我有回读到一本书，说是古时候打仗老百姓连自己的窗户都得交税。每扇窗户二十赫勒，连鹅也得交那个数……”

“像你这样讲我们就讲不完了，帅克，”路卡什中尉继续盘问。盘问时他决定需要严格保密的东西当然要完全隐瞒，怕的是这个混蛋帅克又拿来派上个什么用场。“你知道刚荷伐吗？”

“是什么人呀？”帅克很感兴趣地问。

“是个德国作家，你这个愚蠢的混蛋。”路卡什中尉回答。

“我以荣誉保证，长官，”帅克一脸殉道者的表情，“我和任何德国作家都没有私人关系。只有一回认识了一个捷克作家，叫拉纪斯拉夫·哈耶克，是多玛支利采人，《动物世界》的编辑〔8〕。我有一回拿一条杂种狗冒充纯种庞犬卖给了他。那人很快活，很可爱，常常上一家酒店去，在那里朗读他写的故事。故事很伤心，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然后他就哭，他请酒店里的每个人喝酒。我们只好给他唱歌：‘多玛支利采的门，模样多豪华，都是因为那颗心，那多情的艺术家。艺术家我认识，姑娘们都爱他。可他已是找不倒，埋进了黄土下……’”

“你干吗吼得像个歌剧演员似的？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在舞台上，帅克？”帅克唱到最后一句“可他已是找不到，埋进了黄土下”时，路卡什中尉令人恐怖地大叫：“我要问你的不是这事。我只想知道，你向我提到的那书是不是刚荷伐写的？那些书怎么样了？”他愤怒地爆发出来。

“你是说我从团办领来，运到营部的那些书吗？”帅克问。“对，就是你问我知不知道的那个人写的，长官。我接到团办直接用电话打来的电报。他们想把那些书送到营办来，可那边没有人，全走掉了，连值班的士官都不在——因为已经非去餐厅吃饭不可了。他们要上战场了，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再上餐厅里坐坐。所以他们都去了餐厅，长官，去那里，在那里喝酒。我打了电话，可是谁也找不到。就连其他步兵连的人也找不到。但是，因为在霍东斯基派来当电话兵之前你曾命令我暂时当过电话兵，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等我的活干。团办的人又是咒骂，又是埋怨，说是到哪里都找不到人，又说他们得到电报，要求步兵营办到团办去领发给步兵营全体军官的书。战争时期要求行动迅速，我是懂得的，所以我就给团办打了电话，说是我自己去领书运回营办来。我到了那里，他们给了我好大一口袋书。我几乎就无法弄到我们的营办去。到了营办我看了看。对那书我有自己的看法。团办的后勤军士长告诉我，按照团部收到的电报，营部肯定知道在这些书里需要的是哪些书，哪一卷。你看，这些书分成两卷，一卷单独放，二卷也是单独放。我一辈子也没有觉得那么好笑过。因为我当年也读过很多书，可从来没有从第二卷读起的。他又一次对我说：‘这边是第一卷，那边是第二卷。军官们已经知道要读哪一卷。’于是我琢磨了起来，他们一定全都喝醉了。因为，你要是想读像我运回来的《神父的罪恶》这样的书（我也懂德语），你就得从第一卷读起。说到底，长官，我们并不是犹太人，并不倒着读书〔9〕。所以我才在你从军官俱乐部回来之后，在电话上向你请示，长官。我对你报告了那书的事。我问是不是因为打仗了，事情就颠倒了，书不是从前往后读，而是先读完第二部再往前读第一部了。你告诉我，如果我连在主祈祷文里‘我们的主’在前，‘阿门’在后都不知道的话，我就是个喝得烂醉的笨牛。

“你觉得不舒服了吗，长官？”帅克很关心地问。这时路卡什中尉的脸苍白，扶住撤空的火车头锅炉下的脚踏板，想稳住自己。

他那苍白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绝望和走投无路。

“说下去，说下去，帅克，没有关系的，没事……”

“我那时，长官，也是那意思，”他听见帅克柔和的声音从撤空了车头的铁轨那儿传来。“有一回我在书店买了本惊险小说，是描写巴孔尼森林的罗热·撒凡的，缺第一部分，我对开头部分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