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小精明。对官员太苛刻而对他的后代子孙太优待。结果官员贪污无度，而后世子孙每一个靠得住的。

杨潮不愿意国家背负那么大的财政负担，同时也还得考虑一下这些功臣和他们后代的生计，这些勋田虽然要跟民田一样纳税，但是却不允许买卖，并且推行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封田只能一个后代继承，永远不能分开。也就保证了这些勋贵继承人永远都享有富贵。

显然这样会培养一个世世代代的权贵集团，而这些权贵集团要维持他们的富贵，就只能坚定的拥护杨潮和杨潮后代的统治。

当然杨潮不认为他们能靠得住，当年阿济格偷袭南京的时候，就数那群勋贵投降的快，赵之龙、徐泓基哪一个不是开国功臣后代，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唯一想的只是通过出卖救主保住富贵。

杨潮之所以培养这一批权贵，不过是做个样子。告诉天下人，为国奉献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是可以永享富贵的，用来满足国人封妻荫子的传统观念。

至于这群人如果能发展出贵族文化那自然也不错了。

不过这贵族文化的培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培养一个贵族没有三代人，一百年时间是不可能的，而培养出贵族文化，没有五百年也是不能的，中国贵族文化最兴盛的时代，可以说就是周朝了，而周朝八百年国祚保证这种文化的出现和发展。

那时候的人讲诚信，重义轻生死，是中华道德标准最高的时候。

可是当讲究贵族态度的宋襄公，不肯攻打没有过河的楚**队，过了河还不肯攻打没有摆好战阵的楚**队，等对方准好一切之后，才去攻打，结果打败了，打死了。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被后世骂的体无完肤，却不懂这是一种贵族文化，高贵、骄傲，之后到了战国，当与西戎杂处文化落后的秦人，无敌军队横扫天下之后，贵族文化受到了第二次打击，当市井出身的刘邦，将大贵族项羽击败之后，贵族文化彻底在中国绝迹了。

周文化只保留在了小贵族出身的孔夫子的思想之中。

所以儒家文化本就是一种贵族文化，讲礼仪，讲忠诚，讲信义等等等等。

通过儒家文化，中国人将周朝的贵族文化，不算完整和彻底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天朝时代。

贵族文化好吗，也不全是好东西，骄傲、看不起平民，讲出身，这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礼仪、诚信、忠贞这种东西杨潮却绝对看不到他坏的地方。

那么儒家承受的责骂错了吗？也不完全错，因为统领了中国后世两千年，儒家确实带着中国故步自封没有完成到现代社会的蜕变；但也不完全对，因为是中国人自己把儒家玩坏了，这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用来熏陶一下文化修养，用来提升一下个人修养是没错的，可是用来治国就只能呵呵了。

所以杨潮不禁止，甚至提倡周文化，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发展出来的文化，如果能得到发展，总好过日后全盘西化，文化中没有根，人的思想浮动来的要好。

扯的有点远。

杨潮大封功臣的同时，经过一年多的跋涉，李香君等人终于到了西方。

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下船。

随船的工匠缓过气之后，在港口不远处的乡村买了一块靠近运河的地方，然后开始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开始修建房屋。

简简单单的一座圆顶屋子，以巨大的石柱和骨架拱为支撑，只有一层，十多个房屋。

但是接着他们在外面屋顶上铺设了南京烧造的用在皇宫上的金色琉璃瓦，墙壁上贴上景德镇的上好白瓷片，房屋里面的墙壁上，也贴上青花瓷、玳瑁瓷、青瓷等等瓷片。

建房子的同时，吕大器则带着使节团开始访问各国，第一步就去了法国。

吕大器这个文官，得到命令出访番邦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鄙夷。

但是到了荷兰，见到了繁华的阿姆斯特丹港口，他倒是有点意外。繁华码头。整齐的街道。石质的整齐房屋，但是也仅限于意外而已，他只是没想到蛮夷还有能力建设出这样的城市。

只是阿姆斯特丹虽然繁华，毕竟是一座小城，而且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建筑。

可是到了法国，到了巴黎，吕大器就小小的震撼了一下。

更恢弘的城市，高大的城墙。尤其是高耸入云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很显然吕大器在中国找不到这种建筑，这是跟中国转木建筑完全不同的建筑类型，关键是那种高大，砖木结构根本不可能实现。

当吕大器跟法国高层开始交流的时候，他已经收起了那种高傲，可以更平等的对待这些蛮夷。

没想到受到皇太后宠信，在路易十四国王尚未成年，而掌握朝政的红衣主教也是法国再相的马萨林对吕大器的政治理念极为认同，其实就是中国大一统那一套。

法国跟周边各国都不同。路易十三加红衣主教黎塞留这一对模范君臣用了一生时间，打击贵族实力。扩充王权，让权力高度集中，也让法国人成为了欧陆霸主。

但是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双双离世之后，马萨林掌权，却受到了老权贵的强烈反弹，于是马萨林对吕大器提出的，任用有贤能的人，而不依靠贵族的政治系统十分感兴趣。

其实这就是中国的科举选贤制度，在大一统的中国出现，也在大一统的法国得到认可。

杨潮没想到吕大器竟然被法国君臣感动了，最后答应留在法国做顾问，一顾问就顾问了二十年，最后老死法国以国葬葬进了巴黎圣母院。

因为吕大器在路易十四成年后，辅佐路易十四建立了西方第一个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