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去去在做什么。虽然她忧虑重重，却从不认为大儿子需要她担心。学校已经重新开课，孔查以为他每次晚归都是在学校备课。事实上，在所有闲暇的时间里，安东尼奥都与童年好友萨尔瓦多和弗朗西斯科在一起。

对于“聋哑少年”，沉默从不等于孤独。他顾盼生辉的眼睛和完美的相貌总是能将人们引到身边。被吸引到他怀中的年轻女人从不会对他失望。他体谅女人的需求，这弥补了语言和听力的不足。那些女人从他的卧室离开时，总是不停地诉说对他的柔情蜜意。即使得不到他的回应，她们的渴望也依旧徒然地升起，对他更加迷恋。两个朋友也对他肃然起敬。

三位伙伴总是发现，自己会成为他人好奇的焦点。陌生人会惊叹他们狂野的手语。外地人常常以为他们三个都是聋哑人，觉得这些少年像模仿秀演员一样赏心悦目，也为他们身边寂静的世界着迷。而对于本地人，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和萨尔瓦多在咖啡馆一角静静地大笑，已是每天必见的情景。如果只有两个人在一起，通常是在下棋。

大多数日子里，三人都坐在同一家咖啡馆，像孩子一样舔着冰淇淋，在相似的理想中一起长大。现在，共同的社会主义信念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八岁时，他们就盟誓忠诚于彼此，多年来誓言从未动摇。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实现公平社会唯一的途径。他们认识城中的一些激进人士、左翼律师和几个政治家，喜欢到常光顾的那些酒吧，逗留在讨论政治的人们身边。

那天晚上，他们来到老地方，第一百次讨论格拉纳达城中发生的事件：共和国的支持者仍然不时遭到随意的逮捕。萨尔瓦多突然用手语说道，必须小心酒吧角落里的两个人。由于耳聋，他能比他人更为敏锐地读出人们表情的微妙变化，一些人怀疑他有超自然能力，懂得读心术。事实上，他只是做了每个人都能做的事：观察对方表情中的微妙差别，察觉最细微的令人不适的暗示。他的判断十分准确，从不曾出错。

“小心点。”他用手语说道，“并不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们观点一致。”

通常，他们能够完全不受干扰地交流，但偶尔，萨尔瓦多能发觉一丝不友好的注视。现在就是这样。毕竟，他不是格拉纳达唯一的聋哑人，还有一些人能看懂他们的手语。

“我们走吧。”安东尼奥说。

他们不得不换个地方继续讨论。三个人站起来离开，将几个比塞塔塞在烟灰缸下，为刚才的啤酒买单。

几分钟后，他们回到了萨尔瓦多家。即使有人要偷听，将耳朵紧贴在沉重的房门外，也仅能听到偶尔的细碎声响。萨尔瓦多现在一个人住。军事政变发生时，他母亲和祖母去了城外一位姨妈的庄园，现在还没有回来。在他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萨尔瓦多清理了杯盘狼藉的桌子，他们在桌边坐下。他将一壶水放在煤气炉上，找到了一小袋咖啡。弗朗西斯科将一只脏盘子用作烟灰缸，烟雾缭绕，升到天花板上，触到发黄的墙壁。

他们坐在桌前一起制订计划，但心中总有一丝不安。这不仅因为邻家那位面容消瘦的速记员打开房门窥了两眼，也因为他们之间正酝酿着不满与怨愤。三人之间的误会必须澄清。

与所有佛朗哥的反对者一样，三人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格拉纳达从未有过真正抵抗政变的手段。国民军已经攻占了这个城市极为保守的中心地带，人们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占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向新政权显示你是他们的敌人，无异于自杀。

佛朗哥牢牢控制着格拉纳达，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军的人都无动于衷。弗朗西斯科当然没有闲着。现在，他知道父亲和哥哥遭到指控，只是因为他们有工联的卡片。他随时寻找机会为死去的父兄报仇。他不在乎手段，只渴望闻到国民军的血腥味。法西斯用重拳控制了格拉纳达，但仍未控制周围的农村。弗朗西斯科已经成为抵抗和颠覆运动的一分子。有些地方，背叛了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驻军被轻松地击溃了。只要扫除这个障碍，就会出现很多像弗朗西斯科这样的年轻人，向支持佛朗哥的地主和神父宣泄怒火。

那时，农民和工联成员已经开始将一些大宗财产收归集体，地主的粮仓被攻破了。饥馑的佃农等在外面，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可以喂饱家人的食物。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放养的公牛被屠杀，被吃掉，这是很多人几年来第一次吃肉。

弗朗西斯科面前溅落的不仅仅是公牛的血。暴力也指向了人。不少神父、地主及其家人付出了代价，很多共和国的支持者觉得这些人罪有应得。

安东尼奥仍坚持正义和公平的理想，拒绝这些随意而混乱的行为。

“弊大于利。”他直率地说，对于朋友的所作所为，他心中交织着厌恶与敬佩。“你们杀害神父，烧死修女，这些行为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对，”弗朗西斯科回答，“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行为向法西斯宣告，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而不是袖手旁观，任由他们蹂躏。”

“法西斯分子才不会在乎那些老牧师和几个修女——你知道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有一瞬间，安东尼奥放弃使用手语。用那种方式有时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思。萨尔瓦多将手指放在嘴唇上，督促朋友们闭嘴。危机四伏，隔墙有耳。

“是什么？”弗朗西斯科问，他无法压低声音。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