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没想到高毛因为自己没吃饭，手腕还差点被安心他们扣断了而愤愤不平，死不开口。

　　老夏给他带回了盒饭，他愣是不吃。

　　这一新的矛盾点令刑警们始料未及，也是高毛此前所没敢想的。可事情一步步逼到这儿了，高毛也就索性豁出去，既然自己平时在仿古一条街当惯了黑社会老大，现在落到了这些人手上，而且他们说老爸找孙伟和肖子鑫也没好使，那就任打任骂由你们。

　　明明是以“骂公安局领导”拘的自己，后来一下子就提出了灭门案，喝了一顿大酒，回来又问起了“举报信”的事，这些人到底为啥事抓我呀！他想，你们狠，有能耐就把我弄死，弄死我也不认！他又想，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也总有我说理的地方。

　　高毛为这一愚蠢的想法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

　　呵呵！

　　当然了，如果按照《人民警察法》规定，讯问不可以打人，更不能搞刑讯逼供。但如果都象高毛这种人，讯问是以被讯问人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开始的，那刑警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上午把人从看守所提出来，讯问一开始就进入了僵局。见惯了恶性大案要案的刑警们没想到一桩灭门案竟会碰上这种死不认帐的人，而且从那时开始就预示着在此后讯问高毛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僵局，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

　　刑警们或和风细雨，或声色俱厉，或嘻笑怒骂，或暴跳如雷，有时候参加讯问的几个年轻刑警点着高毛的脑门子让他回答提问，可他翻着白眼就是一个字儿没有。

　　逼急了也就是拉长声调的八个字儿“我没杀人，也没灭门”。

　　这一态度更加激怒了刑警们。

　　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僵局本身就意味着讯问的推进。其实死猪何止不怕开水烫，具体到高毛头上，就是千刀万剐他也是不怕的。

　　如果是国民党审问地下党，他肯定是个好样的，可惜那个年代过去几十年了，现在他是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的讯问。

　　遇到这样咬牙的犯罪嫌疑人，一心想打开突破口的讯问人感到十分头疼，但他们还是心里有底，能稳住神儿，沉住气儿，决定慢慢对付高毛。

　　经验告诉他们，高毛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本身就说明他身上有事、心里有鬼，虽然他现在再也不是仿古一条街夜总会当老板那样颐指气使的作派了，但这无非是他在极度心虚情况下的一种对抗手段。

　　这时刑警大队内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分歧。

　　其实，讯问条件无非就是人、证据、时间三个主要方面。长期以来，悬圃县公安局的刑警们对进入讯问的条件一直重视不足，许多时候都是在没有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讯问的，这也是造成讯问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悬圃刑事犯罪不仅在发案数量上连年猛增，持续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犯罪的种类、特点、形式、手段、性质和影响也非历史上任何时期所能相比。

　　因此，碰上高毛这种死打烂缠的可恨角色，虽说案子很大，可涉及第一步的灭门口供当然更成了大事，如果不是此前有人因讯问打伤人而被起诉，丢了工作进了班房，刑警们不会有现在的克制和耐心，说不定高毛早吃热乎的了。

　　但这回没人敢。

　　不过，仍有人主张吓唬他一下，来点硬的，也有人主张等安大队回来请示了再说。

　　坐在主审位置上的重案中队长老夏，一看交代政策不行，按分工唱“红脸”的刑警启发了一下，也不行；又开导了一下，还是不行。

　　tmd！

　　该使的文招差不多都使出来了，交换一下眼色，没辙了，唱“黑脸”的自然火往上窜，只好准备请示一下，借助国粹神威让高毛开口了。

　　老夏出去掏手机给安心打电话，请求变一下方式，要求动手修理修理高毛，否则他不老实。

　　不知安心在唐朝那边跟肖子鑫和孙伟他们局领导喝得高兴，还是身边有人不便表态，说了声“你看着办”就关了机。夏中队听电话那边没给个准话儿，也不敢贸然动手，回去接着讯问。

　　面对脸上明显露出不满一言不发的高毛，心里挺窝火。过去常有这样的情况，审讯一些没多少文化的犯罪嫌疑人时，事明明是他干的，可你磨破了嘴破子他愣是不交待，逼得没办法，你一打，全说了，甚至八辈子前犯的事儿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比竹筒倒豆子还快。

　　但打得有个前题，一要领导点头，出事有人替你扛着；二得八九不离十，认定人家真有事才行，否则人家一告，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赔的事就只有自己去受了。

　　尤其是高毛这种，他老爸毕竟在市里当官有人，有关系，一般而论，不敢打他。

　　其实，采用“红黑脸”这种恩威分工、角色配合的讯问方式，对付一般农民或初犯兴许管用，但碰上高毛这种平时脾气暴躁、多次进宫、上来劲儿九头老牛也拉不回的角色就不灵了。

　　这种劝与骂、硬与软两种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差不但没有让高毛对唱“红脸”的一方“感恩载德”，从而缴械投降，对唱“黑脸”一方更是如此，更别谈突破他的心理防线的目标了。

　　呵呵……

　　讯问不同于其他事情，讯问必须取得成果，没有结果就不能结束讯问。讯问也不能任凭被讯问人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这一点无论是安心老夏等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