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开珍午夜前22时左右才离开报社回家休息。

　　跟女记者王喜鹊有所区别的是，这位心情同样不佳的老总，饭后依然可以尽情欣赏cd影带或电视剧。在紧张和剌激中不知道何时女主人就放松了身心，可能是音响功能或习惯的缘故，到她酣然入睡前的几秒钟，高级的自动保护系统恰到好处地开始发挥作用，房间里图象声音渐渐地消失，不会再有任何声息。

　　因此，每天在报社总编室里见到的席开珍总是神清气爽，少有失眠的黑眼窝。

　　呵呵，从国外学成归为的女士，跟当地培养出来的女人就是不一样。《长角晚报》总编席开珍博士，17年前留学美国，在纽约州立大学新闻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伦敦剑桥大学深造，在得到两个博士学位的同时，也深得西方新闻行业之三昧。

　　学成后受聘美国《当今世界》华文报纸驻东南亚特派记者，并在那里与自己的第一位丈夫相遇，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报界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

　　后来在香港一次采访中，已经第二次婚变的席开珍认识了应邀前往港方访问交流的谈仁平，谈当时是长角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副局长兼《长角晚报》名誉总编，谈局长很赏识席开珍的才华，刚好《长角晚报》总编惨遭车祸，大脑严重受伤，无法继续任职，谈仁平极力推崇席开珍到长角发展，接任《长角晚报》总编职位。

　　对于一心想离开伤心地的席开珍，这个邀请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大机遇。

　　席开珍感谈局长知遇之恩，到长角市实地考察后，回到东南亚便毅然辞去《当今世界》之职，孤身来到长角市，接管了《长角晚报》。

　　那时候开始，她第一个认识并开始重视、信任的人，就是眼下这个女记者王喜鹊了，报纸果然更有起色，自席开珍起，这家已经名声大振的晚报便时时披露政界、司法、财政新闻和丑闻，曾受到一些机构的关注和抵制，但在社会及舆论界却独树一帜，让同行刮目相看。

　　慢慢地，市里许多领导和部门，原来关注的目光渐渐地变得友善，抵制她的机构也转变了态度，其中原因不一而足，当然对席开珍的办报方针又爱又怕，许多无奈，背地里有人称她们是长角市的“焦点访谈”，不想得罪她们，毕竟大环境一天天在悄然改变。

　　席开珍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效果，非但没有让《长角晚报》滑落，反而一跃成为强龙之首，与她带有成熟的西方新闻观与眼下身处其间的国情、省情、市情很好地结合产生的独特办报宗旨不无密切关系。

　　她给《长角晚报》定下的宗旨是：树立或毁坏人们的声誉。

　　同时，她对记者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独特。为了得到有价值的所需新闻，鼓励下属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其中包括不道德但不违法的手段。

　　而王喜鹊在众多记者中，是最会使用各种手段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最快最大限度新闻线索的女记者。然而这次突发的市主要领导一家惨遭灭绝人性的枪杀凶案，偏偏这名佼佼者在这场“风暴”的第一波中毫无建树。

　　呵呵，这很让这个中年女士心里不爽啊……

　　在当代，尤其是在长角市或悬圃县这种地级城市（县城）里，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去做幌子，往往**的幌子恰恰又是强奸**。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

　　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或者说真正报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比如眼前的这位出国留洋归来的女总编，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