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

　　无论作为一种诺言，还是一种姿态，也许他只是不想让人感到“警察”说话不算话。

　　搜查结果表明这个前市委秘书程贵阳也许真的与“市委书记灭门案”无涉。那样，事后刘海洋说他甘愿打报告离开公安系统，离开自己深爱并献出半生精力的职业，因为他知道不配当一个合格的警察，尤其不懂到底什么是高智商犯罪。

　　但倘若事实最终证明这个人就是震惊全国的特大灭门惨案制造者，刘海洋也决不会轻绕这个冷静得有些可怕的家伙，决心亲手送他上路。

　　这些一瞬间的想法，促使他解开了第二颗扣子。

　　“等等——”如果局势不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张铁山知道支队长不会做秀给他的部下、省厅同行和新闻媒体，也不会给犯罪嫌疑人看。

　　张铁山与刘海洋的合作常常具有颠覆性和戏剧性。他们或许会对新闻媒体有不同看法，有时候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发展到公然表露讨厌媒体。甚至与市领导进行对抗的地步。

　　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反对的只是那些瞎指挥，反对一些僵死的模式制度和不负责任的报道。

　　他把支队长拉到一边小声说，“刘队，你怎么这样糊涂？如果这事通过媒体向社会披露，那么全国都知道了滨江市警察无能，我就是那个和你一样倒霉的人。别理他，带回去再说！”

　　一顿激愤之辞，动了感情。

　　……

　　张铁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只手也抖动不止，于是将另一只手紧紧按在上面。刘海洋不单是他的领导，而且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最尊重师长。

　　看到一向沉稳的支队长如此跟犯罪嫌疑人较真，本来对搜查已经不报多少信心的他突然来了劲，他不甘心让警察的形象在媒体和嫌疑人面前毁于一旦，无论如何要阻止他，哪怕有一丝希望。

　　他扭头朝嫌疑人望去。只见程贵阳无动于衷地端坐着，脸部和身子始终没有动过一次。

　　柳雅致，作为犯罪嫌疑人指名唯一获准在现场的女记者，其实心情的复杂紧张和尴尬程度不比警方低。除了自己一贯崇尚的新闻自由、司法公正而外，她其实更能理解警察这个工作的艰难与尴尬，更多的是因为搜查结果。

　　她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由于东道主在会上告诫全体与会者：不得将研讨会内容公开和外传。接着强调，也不能写到个人博客上。她顿时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法制学术研讨会，现在似乎变成了秘密会议。对警方，她有同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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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四三章、重大发现

　　大的体制下，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方式和难言之隐，而记者不过是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通过新闻媒体而传达公正廉明嘛，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难道公正就这么可怕吗——现在，遇到了嫌疑人和警方推给她的一个难题，潜意识里她是希望警方“获胜”的。

　　只要拿到证据，无论犯罪嫌疑人是谁，当着她的面还怎么说？

　　可是结果出乎意料，她感到无地自容。

　　程贵阳转头面对柳雅致：“记者，就看你的文章怎么写了。”

　　又补充一句：“你不写，日后我写。”

　　支队长看到大队长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

　　“我很愿意，”他回答，“既然我认定这个家伙是重大犯罪嫌疑人，现场搜查又没有结果，我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脱下这身警服。如果最后有证据证明他无辜，那样的话，我就要穿上我最喜欢的西服，戴上帽子，走到阳台上，向你们挥手，就像当年被迫离开去向你们告别一样。”

　　张铁山可没有被他的玩笑打动。

　　没有人愿意承认错误和失败，如果对市委秘书采取措施和搜查行动本身出现失误，那么他愿意代支队长受过，脱警服，他先脱——突然，厨房外面墙角那堆足有十吨的黑色原煤引起了他的注意，眼睛突然一亮。

　　后来面对女记者回忆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刘海洋说那天同意请她进入搜查现场，到张铁山阻止他脱警服，可不仅仅是面对媒体和同事间的工作方法，表演给柳雅致和嫌疑人看的。

　　那是张铁山对搞刑侦的一丝感觉——他渴望为自己摆脱困境而不是为别人工作。“采取措施和搜查确实具有一定盲目性，压力太大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能怎么办？不采取措施又能怎么办？

　　几十年来就是这么干的，摸石头过河，失误是难免的——不过跟这些靠智力支撑进行暴力犯罪的嫌疑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家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他说，“我们都开始明白那些过去常常猜测的事情……”

　　“不少人说当警察，尤其是当刑警威风凛凛，除了遭受的非议外，就独立的思考、敏感的神经而言，我也基本表示赞同。”

　　张铁山盯着煤堆迟疑不决的面孔，在刘海洋眼睛里如同找寻钻石的寻宝者。一点火焰同时开始燃烧在他别扭的脑海里。这世界上毕竟还存在着和他一样关心警察命运的人！

　　何况那是一堆由任何角度分析都仍有疑点和希望的地方。尽管它已经被无一遗漏地反复认真搜查过，但由于体积太大又无处移动，所以成为最后疑点。

　　如果从中遽生异变，他可以把一切耻辱重新变成罪证锁定在嫌疑人身上。

　　柳雅致注视着程贵阳。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站起身来。柳雅致暗自思忖，这个人还带点“正气”。要把此人和骇人听闻的“市委